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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上映.该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描述了1942年中国抗战时发生在河南等地的一场大饥荒,以此回望历史,探讨中华民族在深重灾难中表现出的丰富人性.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引用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许多报道,正是这个正直的美国记者,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了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
《大公报》如实报道
河南大饥荒被停刊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这次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举世震惊.关于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由于没有具体统计数字,至今说法不一,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说死亡人数在300万人以上,而多数历史资料中则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祸”,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造成的.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一些地区的庄稼甚至出现绝产.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叶、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野菜、草根几乎被挖完,树叶、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24岁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等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等”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等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等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等
让张高峰无比悲痛的是天灾,让他无比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等
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张高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张高峰于是将此行所见所闻,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成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在文章中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张高峰的稿子,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还是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为《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登在《大公报》上,顿时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王芸生意犹未尽,又亲自写出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刊发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社评将矛头直指当政者,斥其救灾不力.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以《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为名,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逮捕,并遭刑讯,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等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美国记者亲赴灾区获悉饥荒真相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大公报》因独家报道而被勒令停刊三天,更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White）,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亲赴河南灾区,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恰巧,白修德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想去河南灾区采访,两人便结伴向河南出发了.他们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两人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经过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的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两人深感震惊：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火车车厢顶部挤满了逃荒的难民,不时有人因手被冻僵抓不稳车厢从列车顶部掉下来摔死在铁道边；难民们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不少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如今一个个店铺关闭,街头上人烟稀少,冷冷清清恍如鬼城；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不时能听到弃婴临死前奄奄一息的哭声,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他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让他感到最大震动的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等”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万分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政府和军队的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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