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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成立后,新兴的苏联中国学研究在承续俄国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步入崭新的苏联中国学阶段.俄国汉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十月革命后的逐渐结合,开始孕育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苏联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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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苏联；中国学；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60―04
苏联中国学的发展是沿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轨迹曲折前进的,大致经历了孕育和形成时期、辉煌发展时期和继续发展时期.
一、孕育形成时期(1917-1929)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中国学处于孕育和形成阶段,不仅继承了俄国汉学的传统,而且也间接继承了俄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学的机构开始出现：1920年彼得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成立,1921年全俄东方学家学会成立,1929年中国研究所在共产主义学院成立.涉及中国学研究的刊物除了原有的《亚细亚论丛》外,1918年开始发行《新论丛》；1922年根据高尔基的提议,在彼得格勒创立了《东方》杂志；1929年苏联中国研究所创办了《中国问题》杂志.
这一时期,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导的中国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积极探索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新方法.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是苏联中国学家、语文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语文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及文化史.阿列克谢耶夫于1902年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后任教,1916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于1905、1910、1926年在中国进修和讲学.阿列克谢耶夫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曾随法国考察团到中国进行考察.1912年他还曾经到中国东南地区为俄国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有了在法国留学、在中国进修的经历,阿列克谢耶夫的眼界比他的师辈更为开阔,一开始就把苏联中国学研究置于世界水平上,就其任务、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出一系列主张.阿列克谢耶夫在实际教学和科研实践里对中国学人员进行严格训练,形成了以彼得堡为中心、以他为代表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他一生多次荣获苏联勋章和奖章,并发表著作约二百六十种.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发表的著作,如《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和四种《聊斋志异》译本等,只是其全部著述中很小的一部分.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以后,其家人及弟子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国文学论集》首次发表的一些阿列克谢耶夫遗稿说明,他研究中国文化不是停留在前人的认识上,而是深入民众之间,通过了解民间传说、木版画、日用品等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此外还有：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与沙畹在中国华北的旅行日记――《1907年中国纪行》、对帝俄中国学历史以及苏联中国学进行深入思考的《东方科学》、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收录全部他本人翻译的《聊斋志异》、收录部分中国古典散文和诗歌译作的《中国古典散文》、《中国文学论文选集》以及《常道》等.
这一时期著名的中国学家还有弗拉基米尔佐夫和康拉德等,他们同样为苏联中国学的初步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是语言学硕士、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1923年12月1日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1月12日当选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士.1915年起弗拉基米尔佐夫在彼得堡大学(1924年改为列宁格勒大学)任教,也是列宁格勒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创始人之一.弗拉基米尔佐夫发表著作共约七十种.他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蒙古语言,写了很多研究蒙古方言的著作,如《蒙古语言与中亚印欧语言关系》.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语言比较语法》被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评论为一部价值巨大的著作,至今没有任何学者能超越,而且这部著作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是蒙古学家必备的学术参考资料.作为手稿收集者和蒙古人民文学作品的出版者,弗拉基米尔佐夫借助语言优势系统地总结归纳了蒙古文学历史.虽然至今其著作只发表了一部分,但从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遗产远非只限于他所发表的著作,除了每个研究者都感兴趣的他的生活日记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词汇编纂学和语法资料.苏联和蒙古的蒙古学研究者都曾经师从弗拉基米尔佐夫,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弗拉基米尔佐夫的遗产.
康拉德(1891-1970)是语文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起他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因参加编纂《日俄大辞典》在1972年荣获苏联国家奖,并曾获得苏联勋章和多枚奖章.1969年他在日本获得天皇二级-勋章.他共发表著作二百五十余种.他特别注意对历史比较研究领域进行时空上的开拓.康拉德有很多关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文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其《西方和东方》一书荣获1972年苏联国家奖.
二、辉煌发展时期(1929-1961)
20世纪30-60年代初期,苏联又出现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培训中心.同期,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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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联中国学把中国革命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有些中国学家还以革命实践家的身份直接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新一代苏联中国学名家以直接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的青年人为骨干,如伊文(1885-1942)、米夫(1901-1939)、沃伊京斯基(1893-1953)等.他们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革命工作的经验,这使苏联中国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更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同时,苏联中国学界开始科学地思考和总结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客观条件的改善和主观研究动力的增强使得50年代出现了浩荡的苏联中国文学译介“洪流”.50-60年代出版的译作品种繁多,包括从古代至现当代的作品,每一种印数均达5万～10万册.如郭沫若、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至20世纪50年代.这部由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集子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而全迄今仍为国外所罕见,为后来苏联编辑中国诗选和单个诗人的选本提供了依据,也为研究者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根据.它的出版成为苏联中国学界乃至文学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其他的译作还有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还有一些大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的《白居易诗集》(1958),吉托维奇译的《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1959)等.
此时,几部中国重要古典小说也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翻译了《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翻译了《水浒传》(1955),还与科洛科洛夫合译了《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了《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译了《镜花缘》(1959).还有一些较少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也被译成俄文,如谢曼诺夫翻译了《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现、当代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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