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类论文范文素材,与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展述要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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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并且宣布“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任务.这也就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确认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命题.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来,法学界的广大学者便开始深入开展对这一命题的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由“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到“已经形成”,法学界关于这一命题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据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显示,在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期间,国内共有约150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共有约220篇；自党的十七大至今,共有约720篇（其中包括博士学位论文3篇[1]、硕士学位论文2篇[2]）,此间,还有3部研究性专著[3]面世.党的十七大以来,法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方面.本文拟对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以期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一份参考.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切相关问题的前提.目前,法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涵的界定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一致,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由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协调、体例科学、调整有效的法律及其配套法规所构成的,保障我们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法律制度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个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个法律部门组成[4].二、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否已经形成,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判定标准,法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即一般性标准和法理标准.（一）一般性标准,或称立法实践标准.这是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所采用的判定标准,即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的要求.周叶中、伊士国在其合撰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该文认为,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从形式标志来看,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律部门齐全,可以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二是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三是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四是法律体系内部总体科学和谐统一.从实质标志来看,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不盲目照搬照抄；二是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三是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5].（二）法理标准.刘茂林、王从峰在其合撰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一文中提出,有必要在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理路和实践品格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进行全面、系统的学理探讨.该文认为,以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调适为基本前提,以宪法对法律体系的统帅作用为内在理路,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相衔接、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系统与环境相协调为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予以确立：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得到法律规范的系统调整；自洽、完满法律规范体系的确立；系统、协调、有效法律实施机制的构建与法治秩序的形成；以宪法为基准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调适机制的确立；以宪法为基础的常态法律体系与非常态法律体系的衔接[6].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轨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起点,法学界大都认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如何划分中国特色社会

法律制度类论文范文素材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方面,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提出了不同观点,其中尤以陈斯喜的“三阶段说”和李龙的“五阶段说”最具代表性.（一）三阶段说.陈斯喜认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92年为建构框架阶段,其任务主要是为重建社会秩序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法律支撑,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1992年至2002年为深化发展阶段,立法重点转向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律支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003年以后为充实形成阶段,相继制定和修改完善了一批与保障民生直接相关的社会法,继续制定了一批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其他方面的法律[7].（二）五阶段说.李龙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包括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思想准备主要是在立法领域恢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组织上的准备主要是全面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并开始设立省级人大常委会,时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二阶段为立法恢复和重建阶段,时间起止为1979年至1983年.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立法,即理论准备和初步构建阶段,时间起止为1983年至1992年.第四阶段,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立法阶段,时间起止为1993年至2002年.第五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阶段,时间起止为2003年至2008年[8].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较于其他法律体系,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体系本身,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李林认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学说和中国立法实践相结合,是形成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其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是形成我国法律体系的政治保障；其三,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是形成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路径；其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紧密结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形成我国法律体系的根本任务；其五,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促进改善民生,是形成我国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9].（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身的特征.法言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10].李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现实依据,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价值追求[11].陈斯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根于中国自己的土壤,生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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