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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胡先在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上留下了丰富遗产.他所倡导的“培养高尚人格”、“既贵精专、尤贵宏通”、“政教合作”、“教育自应独立”等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也应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
关 键 词:胡先;高等教育;教育理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24-06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胡先作为一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既具共性,又有特殊性.他先后接受了传统私塾教育、新式学堂教育以及留学教育,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和国际学术视野.胡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现实问题始终持有深切的关怀,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文理兼通,在植物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且文学造诣亦极高.作为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对中国近代教育问题有着系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被称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育改革最具系统思想的人”[1].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跨越时代而选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籍科学、文化名人,胡先长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教育贡献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
一、教育背景及其影响
胡先(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世为江西望族,幼慧,秉母教”[2]94,幼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陶冶.1897年始在“培英书屋”接受启蒙教育,习诵《四书》、《诗经》等儒家典籍[3],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其的影响.1905年应童子试,入邑庠,为清季大儒沈增值所特识.科举废除后,1906年入南昌府洪都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参加江西省官费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13年负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UCBerkeley)修习植物学,以高第卒业.学成归国后,于1918年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开始在国内植物学界崭露头角.1922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4],逐步将其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重镇,培养了一大批植物学、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人才.同年,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共同创刊《学衡》杂志,提倡人文主义,坚守传统文化阵地,以与当时学术界狂澜相抗衡,“崭然树立东南学风”.[2]94
1923年秋,胡先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专研中国植物学.[5]101此间蒙好友吴宓引荐,受新人文主义代表性人物白壁德(IrvingBabbitt)的思想影响颇深.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仍任国立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胡先在美国修完高等教育学位,两次赴美留学的教育经历深刻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1928年胡先与秉志等人在北京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专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植物学教授.1935年起受聘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会评议员.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创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兼任所长.[6]胡先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科研活动,为我国植物学领域的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1940年9月,在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介绍下,胡先加入国民党.[5]281从此开始由超然派
高等教育类有关论文范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先放弃追随国民党赴台机会,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以利于继续从事其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1952年以后,胡先不再担任任何大学教职,转而专事植物学领域的研究与写作.然而,“作为一位早已远离政治,成就卓著的植物学家,政治并没有放过他”[8].195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所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由于在书中批评了前苏联专家李森科(T.D.Lysenko)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从而引起一场针对他的大批判.“文革”甫兴,胡先再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1968年在北京寓所猝然离世.特殊的背景与独特的经历使其在“文革”中尚无法逃离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被批判的命运.
二、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胡先对现实始终有着深切的关怀,在教学、研究与工作之余,“尝究心于中国教育问题”[9]9,撰写并发表了《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师范大学制平议》、《东南大学与政党》、《致熊纯如先生论改革赣省教育书》、《论博士考试》、《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等有关高等教育的论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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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佑张亚群:胡先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当代价值(一)“培养高尚人格”的教育观
胡先在考察西方教育之流弊基础上,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治事、治学”与“修身”两义,且两者不可偏废.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一文中,他痛陈中国教育流弊并认为随着西学涌入,“物质科学”受到极大的尊奉,而“人文学问”则受到严重忽略[10]4.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无可挽回地导致了“道”与“术”的分离[11].国内官僚腐败,国民道德堕落,“人欲横行,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10]8,皆赖功利主义的功劳.胡先认为教育在发挥人才培养功能时,应当包含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即“治事治学”与“修身”[10]3:
夫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义.一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如昔时所谓之六艺与文章政事.今日之学术技艺,属于后者.至所以造成人格,能使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者,则属于后者.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胡先认为西方教育“治事治学”与“修身”两者并未偏废,因为西方人将道德与基督教义视为一物,基督教义已成全体社会之习尚,圣经与一切学问同时相授于孩童.而在其学校教育方面,“除有物质科学外,人文学问亦极重视”[10]5,因此他断定西方教育实为“修身之教育”.然而中国教育在全面向西方学习时,逐步摒弃了原有的修身教育,朝着过于重视“物质科学”的方面发展了.在此情境下,若想挽救当时中国教育危机,唯有重拾“修身”教育,社会领袖在器重物质科学之外,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精神修养的重要性.在《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一文中,他将“培养高尚人格”作为一项高等教育要旨[12]25:
个人之人格固基于先天之禀赋,然亦可因训练学习而发达.教育之重要使命,即在如何发达个人之德性或人格,亦即如何增进个人之人格商.个人之人格发展,其个人之幸福,与其对社会之价值亦随而增长.
我国古代教育尤为重视人格修养,而今日我国教育“则不知注重人格修养,但知传习知识而已”[12]25.胡先认为我国教育完全沿袭欧美,但只得其形式.欧美教育的主要缺点“在不知重视人格之修养,不适应近代世界公民之生活需要,不能养成伟大之领袖”[12]33.他普遍考察各国高等教育长短,思考后得出结论:我国高等教育尤宜效仿英国,“以养成人格、提高学术为职志”[13]26,绝对不可陷入美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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