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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有所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中国的西北部,还曾有过一所与之并立的短暂高等学府――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过渡性的西安临时大学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大地国难深重.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70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最后,迁往“大后方”的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也有少数高校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并曾一度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首当其冲.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后,除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外,平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3所国立高等院校,奉命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其目的是“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

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了北平、天津、河北等地的多所大学创建的.后因所并各校持续反对,许多院校宣布退出,只剩下医、农、工、法、女子文理5个学院.但在20年代中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平大学依然属于全国一流高等院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后几经变迁更名,于1931年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及研究院.北洋工学院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在天津创建北洋西学学堂,后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代,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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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筹备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时大学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本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之.”据此,教育部决定聘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未到任）、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校务主持“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全校设立文理、商法、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共23个系.

西安临时大学仓促筹建,规模虽大,但存在诸多问题.临大筹备伊始,教育部规定三校学生自愿前往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平津3所高校先后到达西安临大的学生共1553人,教师159人.虽然临大规定各院开学日期为1937年11月1日,15日正式上课,但由于学生赴陕颇费周折,最早报到的同学在临大上课不足一学期,晚到者仅一月有余,可见西安临大时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收容时期.西安临时大学作为一所临时联合性质的大学,西迁各校无论在名义上或实质上仍均存在.因此,开学之初,学校既发给入校学生西安临时大学的校徽,同时又发给原平津3校各自的校徽.

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

1938年3月,日寇兵临风陵渡,陕西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临时大学已很难在西安长期办下去.于是,教育部决定临大向南迁往汉中.为了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布置、运输及膳食3个委员会.在迁校前,全校进行编队,按军训队原有大队编制,下分3个中队,再分为若干区队、若干分队.其中,每中队500―600人,设中队部,为行军单位.当时,体坛耆宿王耀东率领着200名师生,作为全校的先遣队,从宝鸡沿川陕公路进发,渡过渭河,进入秦岭山区,一路上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出发前,学校按人配发干粮,乃陕西特产“大锅盔”（似饼的面食）和咸菜.每人必需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学校雇用大车装运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则交给学校派专人直接运到目的地.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工大多数徒步出发,迁移所经地区大多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秦岭更是峭壁陡立,高耸入云.师生们历尽艰难困苦,行军250多公里,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由于在汉中找房设校很困难,经校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全校分置在3县6处,即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距城固县城南20公里的古路坝,医学院设在南郑县,农学院设在勉县.

1938年4月3日,学校师生南迁后刚刚安顿下来,教育部即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西北联大仍按西安临大旧制,为临时性的联合大学,“联而不合”.联大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的考院和文庙,在考院的大影壁上白底黑字书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8个大字,在考院入门的门楼里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3校校牌.西北联大仍不设校长,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修等组成校常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西北联大仍设6个学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规,学制一般为4年,医学院为5年.此外,联大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

西北联大云集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中有黎锦熙（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许寿裳（文学家、教育家）、李达（哲学家、教育家）、许德珩（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师儒（教育家）、罗根泽（文学家）、曹靖华（翻译家）、侯外庐（历史学家）、傅种孙（数学家、教育家）、王耀东（体坛耆宿）、徐诵明（病理学家、教育家）、李季谷（历史学家）、罗章龙、谢似颜、杨若愚等人.他们辗转于迁校之途,授业于茅草之室.当时,一些沦陷区的中等学校也迁来汉中,有师生4000余人,这些中等学校教师多为西北联大毕业生担任.汉中地区一时学校林立,名师云集,一跃而成为抗日大后方三大教育重地（昆明、重庆、汉中）之一.

西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和生活

在战乱中成立的西北联大,首先面临的是教学条件的简陋.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当时,许多图书和教学仪器未能顺利内迁,或损坏散失,却又无力及时补充和添置.例如,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2000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只有一本书.当时在西北联大上学的西北大学教授陈宝琦这样回忆：“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后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包又得挤到台前抢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等”由于很少能看到全国性的报刊,消息十分闭塞.因此,学生们学习主要靠课堂笔记,课后参加读书会等社团组织来充实学习内容.为克服困难,体育主任和训导长王耀东曾领导师生自制教具,因陋就简,继续坚持体育教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教授则利用汉中地处巴山汉水之间,秦汉三国时期的名胜古迹众多的历史优势,带领师生成功地发掘了张骞墓,将发掘的经过及墓内情况立碑予以记载.黎锦熙还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此外,学校师生还成立了各种戏剧组织,自发自创自演.话剧团、京剧团、秦腔剧团都有,人才济济,水平不低,经常排练演出.这在战时环境下,为活跃极为贫乏的山区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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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师生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学生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