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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今年6月17日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发布预告片.据介绍,《一九四二》的拍摄计划于1993年提出,经历三起三落十八载后才得以顺利开拍,将于今年12月在国内上映.《一九四二》改编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该片描述了1942年中国抗战时发生在河南等地的一场大饥荒,以此回望历史,探讨中华民族在深重灾难中表现出的丰富人性.电影《一九四二》,使得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发生在70年前的河南大饥荒,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引用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许多报道,正是这个正直的美国记者,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了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通过白修德的报道,人们得以了解到那段被遮蔽多年的惨绝人寰的历史.《大公报》报道河南大饥荒真相,报纸被停刊记者被逮捕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这次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关于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由于没有具体统计数字,至今说法不一,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说死亡人数在300万人以上,而多数历史资料中则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祸”,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造成的.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一些地区的庄稼甚至出现绝产.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叶、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野菜、草根几乎被挖完,树叶、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然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24岁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等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等”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等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等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等让张高峰无比悲痛的是天灾,让他无比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等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张高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张高峰于是将此行所见所闻,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成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在文章中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张高峰的稿子,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还是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为《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登在《大公报》上,顿时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王芸生意犹未尽,又亲自写出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刊发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社评将矛头直指当政者,斥其救灾不力.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以《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为名,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逮捕,并遭刑讯,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等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两美国记者亲赴灾区探访,获悉人吃人惨象及腐败内幕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大公报》因独家报道而被勒令停刊三天,更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White）,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他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因为热爱中国,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白修德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亲赴河南灾区,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恰巧,白修德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想去河南灾区采访,两人便结伴向河南出发了.他们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两人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经过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两人随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的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两人深感震惊：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火车车厢顶部挤满了逃荒的难民,不时有人因手被冻僵抓不稳车厢从列车顶部掉下来摔死在铁道边；难民们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不少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如今一个个店铺关闭,街头上人烟稀少,冷冷清清恍如鬼城；绝大多数村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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