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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国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发展社会学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方面,国家中心论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地方政府在组织上对扶植乡镇企业发展进行监管和干预的能力.市场转型论对这种只关注政治行为体的“援助之手”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进路提出了异议.它所强调的是政治行为体与经济行为体相对力量变化的因果效应以及通过逐步减少对经济的微观管理的直接干预所实现的政府作用的相应变化.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的局限性在于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自下而上的动态变化.
[关 键 词]自下而上的发展国家的作用体制建设
一、导论
在中国,国家引导下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突出了对国家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进行解释的必要性.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执政的历经了无所不包的指令性经济、激进的再分配政策、糟糕的经济业绩的同一政府为什么能够在另一个时代引导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过程的共同作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理会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那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这些经济学家中的有些人已经为东欧和前苏联绘制了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蓝图.蒂莫西·弗莱（TimothyFrye）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Shleifer）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当作是国家“援助之手”的一个典范.在发展经济学中,解释经济奇迹的“援助之手”理论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关于国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发展社会学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反映了对国家在市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相反观点.一方面,国家中心论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地方政府在组织上对扶植乡镇企业发展进行监管和干预的能力.市场转型论对这种只关注政治行为体的“援助之手”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进路提出了异议.它所强调的是政治行为体与经济行为体相对力量变化的因果效应,以及通过逐步减少对经济的微观管理的直接干预所实现的政府作用的相应变化.中央政府通过投入精力建设一种精英式的、合理合法的官僚机构,逐步实现了向监管角色的转变,其手段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新的治理市场的正式规则.我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的局限性在于不能解释出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自下而上的动态变化.
过去,人们没有预计到现在会集中研究中国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创业行为和市场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们曾经一致认为东欧和前苏联最有可能及早完成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毕竟这些国家属于拥有高度发达的人力资本和大量城市人口的工业经济体.1978年,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80%的人口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在教育方面的人均投入与孟加拉国处于同一水平.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新兴政治精英们不仅支持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大爆炸式的”发展道路,而且采用了其一整套措施,把政治与经济改革融入到同一制度设计中,这种制度设计与自上而下的快速资本主义转型有关.但事与愿违,相反的结果出现了.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着重强调的那样：“虽然1990年中国的GDP是俄罗斯的60%,但10年之后,数据发生了逆转.俄罗斯的贫困人口空前增加,而中国的贫困人口急剧下降.”据联合国评估,从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人数最多的,也是速度最快的,超过340万人从温饱型的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由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富裕的新贵阶层,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不是像旧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时期的时代精英一样来源于政治秩序.
我们的观察如下.首先,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具有经济持续增长的自我强化的内生动力.一年之内,中国的GDP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将585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引擎.因此,并不奇怪,国际经济机构现在认为中国最近进入了成功的发展型国家的行列,属于这一行列的国家和地区还有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
其次,中国的政策模式显然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存在类似,它建立在追求发展目标和产业政策的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精英式政府官僚机构的基础之上.但是,究竟哪种类型的政府行为真正引起了转型经济发展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如罗伯特·韦德（RobeaWade）正确批评的那样,发展型国家理论对于“政策的性质及其对工业绩效的影响”所述甚少.
最后,导致转型经济发展的各种机制还没有得到充分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应归因于政府在组织上对企业决策进行监管和干预的能力吗?魏昂德（AndrewWalder）提出的“地方政府社团主义”的观点解释说,中国在经济绩效方面的成功是因为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去管理和监督国有企业.根据瓦尔德的理论,当政府作为所有者拥有充分的动力和能力去监管企业并强化其利益时,政府官员就能够取代企业家成为促进生产力增长以及市场导向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或者,恰恰相反,中国获得成功的基础是建立了各种非正式经济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创新、政府对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交通、教育、监管设备）以及给经济行为体带来了更有保障的私有产权和激励体制的制度变革?
二、自上而下的经济研究方法的局限
根据那种认为政府作为游戏规则的执行者是“经济绩效的主要来源”的观点,国家中心论强调的是政治行为体的作用.这种认为政治家发挥着关键作用的观点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否认的,它在直觉上是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凭借其在使用暴力中的比较优势,从而作为在制度变革中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的权力垄断者在发挥着作用.相比之下,搭便车的困境限制了经济行为体承担起为了建立和实施游戏规则而采取的集体活动所带来的成本的能力.因此,“体制革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因为后者总是会碰到搭便车的问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不断地创新体制变革以适应变化着的相对价格,因为它没有搭便车的问题”.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它无法解释中国私营企业经济的自我强化的内生性增长,而这恰好是驱动私人财富积累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改革的头10年,中央政府明确宣布私营企业作为转型经济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是不合法的.改革的领导人不仅实施了一些反对私营企业的规章制度,而且地方政府还对农民企业家的资产和财富征收了掠夺性的税费,这突出了私人所有的资产和财富在所有权上没有保障这一问题.直到经济改革开始10年之后,此时私营企业已迅速增长,1988年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才最终肯定了私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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