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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革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新闻之父”.他从成年起就开始从事西学东传的工作,通过翻译西书、创办报纸、撰写文章、主办考课等方式,促进了西学和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他又在香港帮助理雅各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在出访欧、日期间,自觉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王立群选择王韬作为研究对象,其价值毋庸赘言. 　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课题,作者自觉采用“跨文化”与“跨文明”观念,坚持“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立场,通过“原典实证”办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就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而言,已经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径,既可以凌空蹈虚,进行抽象的理论推演,也可以根据某种理论进行依于其理论的微观比较,还可以通过文献的考证,还原文化交往的若干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在资料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我更倾向于用后者进行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王韬研究》,可以发现该著作由于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把王韬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本书还原了王韬思想生成的背景,准确揭示出王韬思想转化的过程性特征.一个人思想的演变,既受外在环境的制约,又受主体个人条件的制约；而且随着环境、个人经历的变化,人的思想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王立群对于王韬思想的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体现出思想深化的明显过程特征.在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韬对西方文化的第一反应确实是“直觉的欣赏与内在的抗拒”；在《漫游随录》中,他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表现出强烈的好奇、欣赏甚至羡慕的态度.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植根于他的头脑当中,正如王立群所说“这绝对不是一杯葡萄酒或是一曲小提琴曲就能轻易化解的”.王韬由于长期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冲击着原先固有的文化观念,渐渐开始公正客观地评价西方文化,接受其影响,甚至生活方式也逐步西化.流亡香港期间,对欧洲的实地考察,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更实际的感受,认识更加深刻,逐步改变了大清帝国为天下中心的文化观念,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并把这些观念通过《循环日报》传播出去,也贯彻到格致书院的日常教学当中.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王韬由于国学深厚却科举失利,才能鬻技于洋人.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不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参与近代中国的变革.王韬首先是一个被改造者,同时又是一个改造者.王立群通过系统的考察,揭示出王韬一生活动的必然性,对于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具有典型意义. 　这本书由于掌握材料全面,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关于王韬与日本的关系.多数学者依据《扶桑游记》立论.其实王韬关于日本的认识始自墨海书馆时期,在香港时期认识进一步加深,《扶桑游记》仅是亲身体验.在这一线条上,《扶桑游记》可以说是作为结果出现的.王立群的这一考察证据确凿,结论可信.更重要的是凭借丰富的资料,可以深入到人物心里,对其内心的复杂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上海墨海书馆时期的生活对于探讨王韬早期文化心态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解剖早期传统知识分子心态具有典型意义.但在王韬的记述中,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占有材料如果不全面,必然出现一叶障目现象.王立群通过考察,发现王韬在旧友面前猛烈抨击西人西学,在上海新交面前极力赞美西方文化,人格处于分裂状态.而《王韬日记》则展现了一个近似本来面目的王韬：他与传教士友好相处,获取大量西学知识,而且生活方式逐步西化.王立群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动机做了准确的阐释,对早期知识分子由传统到现代转换的艰难心路历程做了清晰描摹.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方法论上也有启示意义,学术研究要靠文献说话固然不错,但是文献如何使用,也很重要.首先要全面占有材料,除了个人著述外,还应兼及外围背景资料,这是前提；其次是科学解读著者材料,放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要有历史感.

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的西传给予了特别关注,抓住了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于政府使者的文化自觉特征.王韬传播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翻译中国经典和在欧洲讲学两方面.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出于了解中国的需要,西方的学者也在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理雅各是成绩特别突出的一位,其翻译著作至今仍是英译汉籍的经典,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理雅各的班子中,王韬是支柱成员,以致理雅各即使心疼所付的薪水,也没有办法.可以说,理雅各的翻译著作凝结着王韬的辛勤劳动.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也抓住各种机会积极宣传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往的王韬研究多关注其西学东传的作用,王立群对王韬东学西传格外关注.这些研究对于全面理解王韬的文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王韬研究》之所以能够关注到这一点,与她全面掌握解读相关文献是密切相关的.

文无完文,该书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相对于比较文化研究中讲究观念创新、理论创造不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还强调学术的积累,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他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某种路径,《王韬研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做得明显不够.附录提供的资料,应该具有回溯价值,也就是说其他读者可以通过目录获取已经看过的知识.《王韬研究》做得不够详尽,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例如第五章共有三个附录,分别是《格致书院创办经费统计表》、《格致书院特课与季课历年获奖考生名录》、《上海格致书院春秋特课命题人名单》.这三个附录对于了解格致书院的经费来源、考生的地理分布和格致书院独特而有效的考核制度至关重要.作者已经进行了仔细的统计,得出了准确的结果.但是均未交待出处和资料来源,使后来者无从稽核,也无法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查找利用相关资料.与此类似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两个附录应该做而没有做,留下一大缺憾.一是关于王韬年谱的缺陷问题.在导言中,王立群在论述王韬学界的研究现状时,指出张志春《王韬年谱》的出版,将王韬生平的研究推向深入,“对于后来者的王韬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也有两个缺憾：“即使是王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事件,如果他本人没有留下记载,作者就只能付之阙如.另一方面,王韬有时会对过去的某些情况进行文饰或者出现记忆错误,由于作者过分相信王韬本人的叙述而不进行进一步的考证,这就导致在年谱中这些错误信息同样出现.”年谱作为基础资料,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对于不是王韬的专题研究者而言,如果依据的年谱出现资料错误,征引时极易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从前述王立群对王韬复杂性的心态的解读中,从书中对柯文教授观点的商榷中,可以看出她的 论断根据充分,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得出了合乎事实的结论.对于利用《王韬年谱》的学者而言,王立群掌握的正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但在文中,她并没有将《王韬年谱订误》列为附录,极大地限制了这些资料价值的发挥. 　再一个就是中国第一份报纸《循环日报》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未能阅读到该报,王立群经过艰苦的调查,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日本等地,得到了《循环日报》三分之一的出版页.这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事情,得到的这些珍稀资料也是研究王韬新闻思想和实践必不可少的依据.对于这样的珍稀资料,非常有必要在附录中予以体现.要么进行详细的提要,使大家看到现存《循环日报》的概貌.要么把已经收藏到报纸的期号以及原收藏地罗列出来,以便后来研究者按图索骥,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以上两个附录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在研究中,《王韬研究》在某些地方对于前人成果标识不够清楚,以致某些环节难以准确判定论文的创新度.我们知道,对于前人尚未涉足的领域,任何研究都可以说是创新之举.而一旦别人已经有所涉猎,那么大路边上的问题也往往被别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