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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风华最近在忙什么?今年的新作多不多?
邵风华:我昨晚子时刚从广东回来.今年写得少,有一些事情缠身.不过,2011年我会努力一点的.新的一年,我的心情会好起来.
安琪:诗人们确实总是依凭心情做事,但我知道你也曾经当过老总,你如何调整好诗人的情绪起伏与公司的刻板之间的反差?
邵风华:我迂回一点说吧,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的道路不是像一条直线那样简单,总要舍弃一些什么才能有一个新的选择、新的开始.具体到我来说,这些年我主动地舍弃了很多,因为我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2000年底,我冒着众多的阻拦和非议舍弃了在机关的一个重要职位下海经商,去某个位于外高加索的中亚古国谋生,最主要的就是要给自己的精神松绑.你也许不知道,在我们的党政机关的核心部门工作,人的精神要受到多大的压抑:说你不想说的话,做你不想做的事,写你不想写的文字等那年我30岁啦,我问自己:这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吗?你就要这样终此一生吗?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于是我毅然选择出离这种生活.后来为稻粮谋,我在某个企业集团做董事,在某个国际石油公司做副总,生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负累比原来小啦,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猛回头,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记得我刚大学毕业后去机关上班,我的上司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诗人,但在这里上班,你就不能再写诗了,否则,会被认为是精神病等这一句话,夺去了我的10年.
而企业管理者的身份,显然比在机关更有利于写作.你知道,史蒂文斯就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总裁.但是,当公司越做越大,失去了它的活力与创造性,你所说的刻板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还有让我更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公司政治.所以,2007年,我再一次出走,从原来的公司和职位上离开.
安琪:也就是说,你在机关10年不被允许写诗?
邵风华:是的.我在进入机关的很短时间之内,就接到了上面说到过的警告.它来自我的直接上司.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你可以选择偷偷地、不为人知地写作.这不是不可以,而是那种环境与氛围之下,当写作变成一种为周围人所不齿的事情,我的自尊很受伤害.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心情.而我,是一个只有一副好心情才能写作的人.
安琪:你确实是一个情绪化挺重的人,一直有着青春意气的冲动,记得2004年极光论战,你剑指诗坛几个“批评前辈”,这事儿为你带来麻烦吗?你觉得批评界的风气至今有好转些吗?
邵风华:嗯.我们是同龄人,交往也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你应该对我比较了解了.2004年的极光论战,的确为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我批评了谢冕、吴思敬,质疑他们对当下诗歌的认识、理解、把握问题,因为他们是前辈、是资历比较深的人,而且都在大学教书,他们对当代诗歌的认识有了偏差,会对诗歌教育、传播,包括很多人的写作与评论产生不良影响;我批评了一些诗人比如江非、江一郎等人的乡村写作,安全式写作,这当然也会影响与其他诗人的关系.曾经有诗人找到我的朋友格式、长征,请他们说情,要我不要批评他的诗歌写作.呵呵,得罪人总不算是一件好事.何况,谢冕和吴思敬先生的背后,有那么一大群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他们大都在学院执教席,从事诗歌研究与批评方面的工作,我的牾逆,就有被他们敌视的可能.当然,我只是说可能.几年前,我去北京与张清华兄聚会,吴思敬先生也在场,他给我留了相约交流,气氛还是相当融洽的.对了,那次好像你也在场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至于批评界的风气,我觉得没有丝毫好转.一些专事批评的人,对诗歌总是有那么一点隔.更多的人,无原则地吹捧自己的朋友,打击异己.总是非常之混乱.200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的堕落,或一种诗歌理论――兼谈郑小琼的流行》,文中指出了一些令人扼腕的现象,又批评了谢友顺、李少君等人等你看,我总是要得罪人.
诗人韩宗宝曾经写给我一首诗,记得里面说我虽然那么瘦,但到哪里都会成为争论的中心.呵呵,不过这两年性格有所改变了,但对不正常的现象还是会剑锋相向.这大约是改不了的了.因为我觉得,总要有人有责任说实话.
安琪:道理上每个人是应该都按内心真实来说话的,但实际做起来也挺难,你们山东孔子对自己不愿批评的人也会含糊地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生在山东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这么深厚的地方,对你的思想和写作有影响吗?
邵风华: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当然会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童年和故乡,这是各种艺术产生的根基,也是母题.说到山东,都会想到孔子.孔子和儒家,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但它对我的影响,根本上说不是在写作上,而是在做人方面.忠、义、礼、信、孝、悌,等等,都是做人的道理.在思想和写作方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老子和庄子,是道,是逍遥游.而说到最直接的影响,我的写作思想来自于西方.尤其是当下,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罪与罚.
安琪:什么罪?怎么罚?
邵风华:人祸.天遣.稍微具体点就是:对自然的破坏,对权利的践踏,对物质的贪婪,对生命的冷酷,对人性的漠视等这一切,最终是要还的.
安琪: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劣根性问题.个人认为,许多问题来自这个讲究儒学的传统,你对儒学的利弊有何见解?
邵风华:劣根性说得很对,但问题并非来自儒学.自汉至唐,甚至到宋、元、明及清前期,都是尊崇儒学的时期,而我们彼时的强盛尽人皆知.而自五四运动反传统始,至打倒孔家店,到现今,我们不唯国力不振,且世风日下.当然,我也没说这是反儒的原因.我想说,这跟儒学其实没什么关系.关系最大的是,我们是否真正尊重了文化,尊重了传统.
从学术角度来说,儒学无所谓利弊.任何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哲学观点,一种思想体系,其实都无所谓利弊,只要你不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或借其为实现一朋一党之私而强加于人.儒学只是一种学说,就像道家、法家也都是一家之言.关键在每个人的取舍.在学术的意义上来说,现在重振儒学也属无稽之谈.跟你现在去疾呼重振道家、尊崇老子,没什么区别.我搞不懂,为什么现在又要让小孩子去背《弟子规》之类,这些皮毛的东西就代表了儒学吗?就是“振”了儒学,又有什么用?为“振”而“振”吗?还是又别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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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搞全民运动,我就想到“阴谋”这个词儿.
安琪:北岛曾在某篇文章中呼吁回归百家时代,我深以为然.但是呼吁归呼吁,我们也做不了主.人无法选择存活的时代,也只有独修己身.诗歌对你的处世有修复作用吗?
邵风华:不存在回归!百家时代也不是好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有名的乱世.即便当局所说的“盛世”多有不如当年“乱世”之处,北岛的回归之说总是反动的.你北岛如果有胆量,为什么不说企近美国或其它现存的较之我们先进样板?有没有搞错,百家时代是奴隶制时代!时代是往前的,去他妈的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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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法选择存活的时代,也只有独修己身.”呵呵,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国的文人心眼多,都希望别人去抗争而自己保全,然后去享受抗争的成果.而围观杀头,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传统?所以,谭嗣同们的死,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义人.
就我自己来说,诗歌对我的处世不是一种修复,而是一种平衡.
安琪:平衡激进的一面?
邵风华:也许吧.很多时候,是诗歌将我的愤怒平息下来.
安琪:你曾经召唤过抒情诗歌,但你对时代又有诸多抱怨,那么你所想抒的情究竟是何情?一己之情?
邵风华:由于我们在聊天,你可能没有仔细想过我对这个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只能说,那不是抱怨.
2003年或2004年左右,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被媒体称为对抒情诗的召唤.其实,更准确地说,在当时的诗歌氛围中,我召唤的是诗歌中的抒情性.这和抒情诗歌之说,应该有微妙的不同.在我写作一首具体的诗的时候,我写的是一己之情,就像每个人在写诗的时候所做的一样.而诗歌中的情,应该是一种更广大的东西,一种让人性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安琪:你的诗和文是两个方向,你的诗和人呢?
邵风华:哦,我的诗和文是两个方向?这个我倒真没注意过.但是我想,我的诗和人,也包括我的文,在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那就是:真实.好听一点,叫诚实.
安琪:那次访谈孙磊才获悉《诗歌》现在由你在办,说说这个山东老牌民刊的历史吧.
邵风华:忘记是2004年还是2005年,我曾经写过一篇详细记述《诗歌》历史的文章,现在网上应该还能找得到.简单说,这份民刊最初是1994年由诗人长征和雪松创办.诗人岩鹰、孙磊、格式、殷龙龙、黑大春、张清华等都是刊物的作者.长征、雪松、孙磊、格式、张清华、施占军等还在济南的某个酒吧搞过一次比较大的同仁聚会.后来,由孙磊接手主编了几期,还亲手绘制了封面.孙磊曾经主编过一本《诗歌》同仁的合集《七人诗选》,作者有普珉、雪松、长征、孙磊、格式、柏明文、宇向.在那本书中,最抢眼的是宇向.那是她首次在中国诗歌界露面.大约从2004年开始,由我接手主办.这份民刊有着最朴素的名字,在上世纪90年代,对山东诗歌影响非常大.
安琪:《诗歌》这种办刊方式有点像接力或者火炬传递.你觉得这份刊物最大的意义在哪里?你预备如何继续下去?
邵风华:这份刊物不但见证了诗人的成长,更见证了诗人的友谊,这是它最可贵的地方之一.几年前在北京见到当年的《诗歌》同仁仲伟志兄,也感受到他对《诗歌》的感情.也许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另外,这份刊物是平静的,不是喧哗的;是朴素的,不是艳丽的.在整个90年代,是它没让山东的诗歌出现过大的空白.
这两年我有点懒了,本想一年出版一期,结果已经3年没出了.稿子其实已经有不少.2010年刊会在明年初出版.你所说的接力这个词,我很喜欢.我接手这份刊物,就是因为友谊.
安琪:这几年山东诗人突然接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