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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文”一词虽然古已有之,然而南北朝以前,文坛处于杂文学概念之下,所谓“文章”,并未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进行区分,文史哲一体,公文与文学也处在混为一谈的状态.至南朝时“文笔之辨”提出,文笔始分,尽管纵观中国的整个封建史,流传的古代公文中仍不乏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自文笔之分后,公文已逐渐作为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相独立的文体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自此各类文体也蓬勃发展,不仅形成了后世的文学繁荣,公文也开始自成体系.
关 键 词 ： 文笔之分 公文写作 纯文学
“公文”一词早在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中便已有出现：“苞苴盈於门庭,聘问交於道路,书记繁於公文,私务众於官事.”作为与“官事”紧密相联的一类文书,公文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完善,自成一体,现今提到公文,往往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一切社会团体在处理公务时所形成的有现行功用、法定效力和特定形式的文字工具”,这里提及的“特定形式”非常耐人寻味,公文的本质显然还是“文”,那么公文是怎样发展成现在这样一种“特定形式”的文体呢?
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公文在其格式、用词、篇幅等方面的规定也越来越成熟.虽然有许多带着封建时代烙印的官样文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发现,在流传至今的古代公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或词藻华美,或典雅端庄,或情感丰沛,或大气磅礴,它们并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有这样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即古代公文都有着较强的文学性.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泛文学”的观念下,并没有对文学作品和公文作出明确的区分.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本是一篇劝谏秦王收回逐客令的奏章,却被称为“骈文之祖”.再比如《诗经》,诗本是吟咏情性、言志缘情之物,然而读史之时却常能发现古人以《诗经》之语作为外交辞令的场景,《诗经》本身也被选为“四书五经”之一,作为封建王朝的政治经典.《昭明文选》中,也专门列有“诏、册、令、奏、上书”等卷,选入了大量公文.可以说“中国古代向有一种‘艺术政教化,政治艺术化’的传统”[1].在这样的大文化环境下,尚未产生明确的纯文学概念,萧纲《与湘东王书》中也写道：“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2]诗、笔等视,并无明显的界域区分.诗赋可能写得毫无文采,索然无味,而公牍文章中却能不时出现《出师表》、《论贵粟疏》这样文采飞扬的作品,像前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3]
自先秦起,文章的社会作用一直以来就受到更多的重视,《史记·儒林列传》中说“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而孔子论诗所提倡的“兴观群怨”之说,也更加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文艺思想更是成为主流,文章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直到魏晋时期,进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自觉”的时期.文学的地位得到提升,文学理论一扫两汉时沉闷凝滞的气氛,尽管此时仍然尚未产生明确的纯文学概念,但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四科八体”之说,已开始将公文与诗赋区别开来,陆机的《文赋》中也将文学作品分为十体,其中既有诗、赋等纯文学概念,也有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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