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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谢新冲、佟玲玲、陈鑫钢等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这意味着北京市迄今为止最大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正式落下帷幕.包括专门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无业人员、调查公司负责人及电信企业内部员工在内的共23名被告人,分别被认定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其中最高刑罚被处以两年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元.
透过长达70页的二审判决书,一条获取、倒卖、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链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建群
搭建信息交易平台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这起倒卖个人信息案的第一被告人刘红波和第二被告人代槟同为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两人为男女朋友关系.
刘红波说,2009年,刚到北京无业的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些倒卖个人信息的人,得知觉得这是个挣钱途径.于是,在和代槟商量后,他们也决定通过倒卖个人信息牟利.
2009年3月,代槟注册了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为他和女友刘红波.以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幌子,他们开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经营范围”不仅涉及手机机主和车主的身份证信息、户籍地址、手机通话清单,甚至还能定位手机所在地.
公司成立后,刘红波开始在网上找客户信息,接听咨询.代槟则负责洽谈业务,去外面跑业务联系客户.刘红波在网上注册“北京刘”“北京信息”“别理我烦”“骑驴裸奔”等多个呢称,活跃于十多个公民个人信息交易群里,一边向他人购买机主信息、通话清单、车辆档案、户籍等信息,一边积极寻找买家,转卖牟利.
后来,随着合作伙伴的增多,为了便于推销,刘红波干脆自己建起了两个群,搭建起自己的信息交易平台,并把一些她认为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的网友拉进自己的群里.有人需要个人信息时,就在群里发布信息,能获取信息的人会主动跟有需求的人联系,双方谈好价格后进行交易.交易的个人信息包括手机机主信息、通话清单、手机定位等等.
刘红波说,她买人一条信息要花30元,倒手就能卖50元至80元；一张清单是200元至400元,她再加价100元卖出.而手机定位服务费用要高得多,为1200,元左右,她卖给最终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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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群,刘红波结识一个呢称叫“信息资源”的网友.刘红波后来非法倒卖的三百多条公民个人信息,大多数来自这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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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真实姓名叫路宽,辽宁省鞍山市人.大学毕业后,他干过多种职业,都一事无成,后来无意间发现网上倒卖个人信息很赚钱,就开始从事这个行当.
刘红波把路宽拉进自己的交易平台之后很快发现,这个人获取信息的本事堪称业内老手,不可小觑.“只要是电信企业的信息,他全部都能搞定.”
在几笔信息交易之后,刘红波立即把他当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只要客户需要电信企业的相关信息,她就会立即联系路宽购买.内鬼套取客户资料
转卖获利
其实,路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电信企业的个人信息,并非其手眼通天,而是其在电信企业内部有“内应”.
据路宽供述,他的信息大部分都卖给了刘红波,累计有二百多条,“由刘红波向我提出她所需要的信息,然后我再通过张萍获得这些信息.”路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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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张萍是路宽的女朋友.案发前她在北京某公司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客服部投诉处理中心任职.
从2009年3月开始,张萍为路宽查询信息数量近二百条,其中机主信息八十余条,通话清单一百多条.每次路宽需要时,张萍都是在单位通过手机把查询结果发给路宽.从2009年7月以后,路宽又让张萍帮他出一些短信清单,这些清单包括短信的发送时间和手机,通话清单附带短信清单的数量有三十条左右.为了讨好路宽,张萍甚至还将自己的工号和密码给了他,让路宽直接登录电信平台进行查询.
2009年10月的一天,刘红波在上告诉路宽,一位客户急需要查询一个机主在移动公司的开户信息.因为路宽没有移动公司的人脉关系,就试探性地问张萍：“你在移动公司有熟人吗”
张萍立即想到一个女同事有个亲戚在移动公司工作.张萍连忙找到那位同事,谎称“家里有急事”,请其帮个忙.那位女同事碍于情面,通过亲戚搞到了那份至关重要的开户信息.
路宽不仅从女朋友张萍那里获取相关信息,有些张萍搞不到的信息,路宽也要花钱去买.
24岁的北京女孩小于是北京东方银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查询部职员,这家公司受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委托催缴用户欠费,这样小于就有机会接触一些机主信息.在工作过程中,小于可以通过联通发给的令牌登录查询平台,查询用户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用户资料、业务轨迹、账务信息、小灵通的通话和短信详单等权限.
据小于供述,2008年年底,其表哥张雄请求她帮忙,查询一个用户的信息,她查询后通过告诉表哥张雄了.此后,2009年3月,表哥张雄又一次找到她,查询了15个联通名址.她照办了.最后一次是在2009年11月,表哥张雄找她查询了二十多条个人信息.小于说,她没有得到张雄任何好处.其实从一开始就估计表哥张雄是拿这些信息做违法的事,但是,碍于情面,所以一直帮他.
正如小于所推测的那样,张雄从她那里得到的信息,正是路宽所需要的.张雄得到这些信息后,出售给路宽,路宽又加价转卖给了刘红波,刘红波又加价在信息交易平台上卖出.非法获取信息卖给调查公司有需求才有市场.刘红波当庭承认,她的信息主要卖给调查公司.而那些“私家侦探”拿到信息后,又会加价转卖给委托人.
据审理此案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徐辉介绍,本案中的交易信息被调查公司买走后,“有些被用于维护个人权益,比如说债主追查老赖的行踪；有些是夫妻之间追查出轨信息.但是,还有一些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诈骗、绑架”.
据悉,本案的案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名女性被告人张大姐调查丈夫外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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