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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发展在全球化时生了重大重构,洛杉矶学派是当代城市研究的重要群体之一.本文对洛杉矶学派的哲学基础、具体知识、现实渊源与实践进行了梳理,洛杉矶学派源于“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理论涵盖了城市空间重构、城市研究视角与制度文化转向、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的新纪元等方面,对当代的城市景观与城市实践进行后现代视野的审视.在回顾思想的基础上,对我国当下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关 键 词]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观;城市重构;洛杉矶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64-06
1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作为区域地理重要部分的城市学研究亦不例外.其中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地理学的影响尤甚,后现代视野的时空认知方式逐渐成为空间观的主流.城市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大大丰富了城市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洛杉矶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加州的研究群体,其批判传统城市研究理论,呼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大都市现象予以重视,并以洛杉矶为例进行了大量实例研究.
洛杉矶学派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风起云涌,并撼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领域近百年的主流地位.国内目前尚缺乏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目前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洛杉矶学派及后现代都市主义置于思想史的框架中进行回顾,从而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哲学基础——后现代空间观与其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
2.1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兴盛为标志,后现代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1].后现代主义指在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近代思潮,强调兼容并蓄一系列在社会研究、艺术实践和政治强权方面的批评,其特征是对现代的总体主张和大理论以及它们特有的优点持怀疑态度[2].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异质性、多样性、地方性、变化性,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和确定性.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方面,Dear(1986)有效地将后现代主义有效地划分为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后现代新纪元[3].其中思想方法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根本的颠覆,即“空间性”的提炼.
由于现代主义一向强调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空间作为反对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武器,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鲜明旗帜.正如福柯所说的,“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4].因此,后现代主义为了对抗这一传统,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所探讨的事物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要将其放入一个特定的情景(contextualize)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空间性”进行最初阐述.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的领军人物,其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地理学和城市学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空间的产生必然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5],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到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历时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3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投注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列斐伏尔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的局限,从而为空间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的“空间转向”的先驱.
福柯(MichelFoucaule)也非常重视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空间与权力》一书中提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通过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批判性阐述,空间的重要性被揭示出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6].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也为空间本位意识的觉醒、地理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2后现代空间观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7],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为多元,学界对于“空间”的思考渐渐深入,提倡自然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成形,并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地理学.
大卫·哈维(DavidHarvey)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哈维是坚定的空间的社会性的支持者,“对空间的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这些的角度来回答——回答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8],强调蕴涵在各种空间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客观空间分析.其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时间、环境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9].爱德华·索亚(EdwardSoja)在广泛汲取前人(尤其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在历史代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空间纳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体范畴,从而实现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的学术野心[10].索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话语权,而是让空间成为社会理论的本体维度.借助空间的社会性巧妙地提升了空间的地位,同时空间的灵活性鼓励对于个性化、地方性等话语的阐述,进一步衍生出其后期提出的后大都市理论.
2.3结论
从早期对“重时间,轻空间”的现代主义传统的批评,到后期确立“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流空间观导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人文地理学尽管不易确指核心,仍有一条隐性的研究范式贯穿于其发展历程,即重视“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specific)”的空间观[11].关于后现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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