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收益最大化与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经济发展论文

一、金融化高收益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自由化、金融化发展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是我国转型升级阶段的重要外部环境。借鉴阿瑞吉的观点，金融化是一种积累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产生，而不是贸易渠道和生产渠道。在金融化积累模式下，社会积累的逻辑核心是资本、是高收益资本。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收益最大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金融化初期，金融体系不断健全、金融产品种类逐渐丰富，金融发展主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此时金融化资本收益与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加强效应，有利于经济社会。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分析框架以及麦金农和肖的相关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经济资源不断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领域，同时金融体系不断自我膨胀，金融投资与投机功能交织，经济容易出现去产业化和虚拟化。此时，金融收益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同加强与分利双重属性。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由于金融系统内部资本循环时间短、收益水平高，因此金融化条件下资本更关注G—G′=G+ΔG，即金融渠道的财富收益，导致金融产业过度繁荣、异化于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争利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表明金融活动本身不能创造价值，金融作为经济的润滑剂不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如果货币资本、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严重背离，则一定会增加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并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经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化资本收益对经济社会的危害。可见，单纯追求高资本收益的金融化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目的和手段的偏离，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金融化浪潮以货币极度宽松、金融产品过度衍生、金融资本世界范围内获取收益和金融监管放松为典型特征。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以物为中心”的。尽管金融化潜在风险引起了人们广泛争论和反思，但是基于现象层面的对策很难有效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要理解金融化导致危机频繁爆发与发展本质目标背离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思考。

二、金融化资本收益最大化对“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消解

西方经济学脱离生产关系片面强调抽象、中性的资本，将资本视为一种与劳动对等、可以分离的价值总量。由于缺乏历史的视角、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视角，西方经济金融化过程往往囿于物质层面而“见物不见人”。西方金融化与自由化、全球化一起形成的当代经济增长逻辑本质上是以物为中心的，各种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生产要素凭借自身在经济增长、财富增长中的“贡献”分享经济成果。以资本为例，金融化资本关心资本收益最大化，人只是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是独立的人、自由的人，而是资本追求收益和不断增殖的工具，是异化的人、被奴役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简化为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在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一)金融化资本拜物教及人的异化

金融化条件下，资本收益成了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好像只要资本投入到金融市场中就可以获得高收益，具有典型的拜物教属性。首先，金融资本收益最大化使投机性交易不断增加，“投机取巧的商人或剥夺或控制了大部分实业家的资本”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爱泼斯坦称之为“经济金融化”①。不事生产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控制了大部分实体经济，随着全球化发展，这一现象有超越国界的趋势。金融化进程中，资本逐利逻辑与金融资本扩张逻辑融合共生，金融的财富效应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身到金融积累过程中。其次，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挤出效应”明显。在货币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货币资本会从回报率较低的实体经济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金融领域。即金融化积累路径下，金融途径吸收了原本属于实物生产领域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的个人直接投身金融行业或投资到金融产品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金融行业或者将资金投入到金融产品中。货币资本积累“有的来自租金，有的来自利润;积累的数量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了能够安全而又有利可图地重新投资于它们业已建立的行业(实业)的程度

因此，它们肯定选择了一条明智得多的行动方针，那就是，至少保留部分流动资本，通过银行或地方经济人投资到可能获得最保险、最高额赢利的地方。”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化资本高收益超越空间与时间限制，无视实体经济增长极限自行增值。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货币和非货币金融资产不断积累，但这种积累并不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只是一种技术性、虚拟性的增长，潜藏着很大的风险。

“理性人”假设助长了金融化对人的异化。“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③。在金融高收益的诱导下，“理性人”“经济人”纷纷被卷入金融化浪潮。以美国为例，金融化进程促使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9%~10%降到现在接近0。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与这种低储蓄率、高金融化率不无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经济呈现出“倒金字塔”形产业结构，即经济结构的最底层是实体经济，耗费人力、资本、资源最多，但是收益最低;经济结构的中间层次是债券、股票、商品期货、商品房等虚拟经济，收益较高;最上层是金融衍生品之类的纯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距离最远，虚拟性最强，收益也最高。金融化进程不断推进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从而加剧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从来都不缺少虚拟化导致泡沫进而泡沫破裂的案例，从1637年郁金香狂热开始，到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再到当今世界性房地产泡沫。

西方金融理论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是抽象的人。“经济人”从人的本性出发界定人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永恒化和普遍化，同时进一步将“理性人”追求最大收益永恒化、普遍化。理性人唯一目标是积聚最大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而劳动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劳动被异化为手段之后，那么其他手段，例如地租、利息、金融化资本利得就取得了与劳动一样的地位。金融化收益水平更高、速度更快，自然被认为是优于劳动的方式。皮凯蒂用数据证明，在他所研究的“所有国家、所有阶段”都毫不例外的发现“资本分配总比劳动分配不平等”④。金融化资本拜物教影响下人只能被异化、被矮化。

(二)金融化收益分配会加剧两极分化

金融渠道财富分配固然诱人，但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⑤。金融化条件下投机行为正当化和食利者意识上升促使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人对巨额金融收益心向往之。但是金融投机行为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以股票市场为例，先富阶层纯投机性炒作只能创造泡沫。当然，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投资与投机交织，很难细化哪些人是投资、哪些人是投机。但是，2006年、2015年我国两次股票市场异动可以充分说明社会上有大量资金蠢蠢欲动，试图借助金融投机实现资产增值，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西方金融化资本收益加剧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之间的矛盾。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论》诸多数据所覆盖的所有国家(主要是欧洲、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阶段都毫无例外的出现了“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为严重。”西方世界频繁爆发的危机和社会冲突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化加剧两极分化的问题。金融化资本收益主导收益分配会加剧两极分化，从而能导致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消解。

(三)金融化资本收益加剧了西方经济社会动荡

金融化内在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初期阶段，金融化表现为货币化及金融中介职能发展、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由于金融化具有自我膨胀趋势，金融化一定伴随大量非货币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品，极易伴生资本“空壳化”、金融脆弱性、经济泡沫化、债务扩大化、收入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分化等现象。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化的最大特点是，高杠杆性金融系统将全球经济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经济金融风险能在全世界快速蔓延，从而加剧全球系统性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现象有效地说明了这一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为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提供了条件，金融部门除了通过传统的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逐步扩展了自身通过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取资本收益、进行资本集中和资本积累的能力。简单来说，金融化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资本通过金融渠道积累的速度，另一方面挤占了生产领域的资本，生产资本中收益较低的部分不断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形式上表现为生产领域的资本规模减少而金融领域的货币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金融化高收益最典型的特征是杠杆化。金融部门可以通过货币资本化产生的杠杆作用，加大货币资本积累的规模、加快货币资本的积累速度。货币资本主要靠改变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投资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改变非金融企业的货币资本积累。首先，随着金融规模和结构的发展，非金融企业的融资范围极大扩展。企业可以超出现有的储蓄规模进行投资，社会闲置的货币资本一方面可以通过银行存款被间接的用于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直接用于企业，使得资本收益来源大大扩展。其次，金融化进程改变了资本收益预期，由于资本不再局限于投资实体行业，资本收益水平维持高位运行。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稀缺性下降，资本收益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金融化扩展了资本投资渠道，从而出现了资本收益预期随着资本规模增加不变甚至上升的现象。“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一个社会，其资本收益率能轻易且持续地降到2%～3%。我们通常看到的平均收益率(各种类型的投资平均来看)接近4%～5%”⑥。杠杆作用具有双向效果，既能带来多倍收益，又会在危机到来时产生灾难性后果。金融化资本扩张的真正障碍是金融资本本身，原因在于金融化积累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展、价值增值相矛盾。金融化资本收益与经济增长实质差距越来越远、潜在风险越来越高，只能以世界性经济动荡收场。金融化资本收益最大化最终只能妨碍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成，只能以损耗人的利益、人的发展为代价。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收益与人的发展悖论

(一)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是资本具有生产性

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货币、金融产品发挥作用的力度和范围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作用机制逐渐显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我国货币化水平不断提高，货币逐渐演变成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媒介，在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主导性作用。首先，货币作为中国金融市场资金融通最主要的对象，货币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和个人拥有资源量的一个显性指标。其次，由于货币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货币逐渐成为监管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货币稳定成为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第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中的货币化比率呈“J”形曲线增长，M2的数量和增速持续扩大和提高，形成目前国民体系中巨额的货币存量。根据RaymondW.Goldsmith的理论，M2存量大增以及货币化比例(M2/GDP)攀升，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有了重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资本的生产性上。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是资本具有生产性，适度的金融发展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像我国这样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资本凭借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可以而且应当获得合理的收益。“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表明，资本追求合理收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资本高收益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相背离

资本追逐收益的过程中具有“无限度提高生产力的趋势，但同时又会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否认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否认资本合理收益的权力，但是我们更应当意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人和资本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近些年在金融化、自由化迅速推进背景下，存在着明显的资本收益与人的发展悖论。1975年到2011年，全球劳动收入占比从57%持续下降到53%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象。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把资本、劳动、土地甚至企业家才能等同起来，认为四者都是创造财富的要素，暗含的观点是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具有同一性。这种笼统的生产要素理论，模糊了人与其他的要素的区别，将经济增长简单的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物的世界”增值和“人的贬值”。即使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涉及的劳动者报酬、资本报酬(资本收益)和国家税收三个部分也只有保持合理比例国民经济才能平稳发展。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完善，我国资本收益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下降趋势。新常态下，我国面临首要问题是经济转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过去主要从事低端加工业、位于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急需调整。但是，由于金融化助推金融高收益，而全球化浪潮又将这一机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受全球化、金融化影响，我国也存在资本流出实体经济、流入金融行业追逐高收益现象。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现象潜藏巨大风险。首先，资本流出第二产业会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困难。其次，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发展往往不可持续，且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不具备跨国资本的经验优势、垄断优势等，因此稳定性更差。实践中，从“温州模式”式微到“温州炒房团”再到“温州跑路潮”就是典型案例。“温州模式”以廉价劳动力维持低成本、低利润维持低价格席卷全球，但随着人口红利缩减、价格优势丧失，“温州模式”逐渐式微、大量企业关停倒闭。由于众所周知的转型成本和困难，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金没有流入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而是以金融化模式集中成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温州炒房团”具有典型的金融化属性，资本收益来源于炒作“房地产”这一准金融产品，且周期短、收益率高。由于金融化收益与产业收益在周转速度和收益水平上的悬殊差异，温州资本出现了加速金融化迹象。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化风险逐渐积聚并在2011年末以“温州跑路潮”的形式引爆。从“温州模式”式微到“温州炒房团”再到“温州跑路潮”的闹剧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尤其是金融化资本收益合理区间与发展为了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探讨资本。《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指出，资本作为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颠覆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使人成为异化人、物化的人。但是，本质上，人是不同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特殊力量。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只有人、人的劳动才是能动改造自然的要素;虽然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但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力标准、生态标准的发展观都是历史概念，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具有更高的理论统摄性和历史覆盖性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清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发展是人获得独立性、进而全面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论述强调人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发展中心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这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需要时刻秉持的基本理念。

四、关注资本收益，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马克思视阈中的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同时又是历史的人，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应当既要兼顾生产力发展程度对人本身的制约，同时更要兼顾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防止“物”的发展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造成人的物化与异化以及收入差距两极分化。

当前，金融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不可逆转的潮流，发展中国家逐渐开放市场、融入国际资本循环也是大势所趋。但是，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表明，资本收益高于劳动、地租的收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是一种不断自我强化强势逻辑。此外，金融化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使经济发展目标局限在追求高收益，容易出现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危机、资源环境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国内金融深化与对外金融开放的关系，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我国面临着在金融化背景下发展经济、进行经济调整的重任，需要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金融化现象进行分析、对金融化资本收益机制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对金融收益水平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健全金融体系内部修正机制

资本主义金融化巧妙的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同时，资产阶级产权理论强化了这种隐藏性。资本主义产权理论，“强化了私人资本占有其他生产要素收益权的产权关系”⑩，强化了对人的剥削。西方金融化资本收益所依托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私人资本追求的最优收益是最大化收益，即最大化占有剩余价值、最大化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为尺度，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中尽可能节制资本过高收益，警惕并制约资本对“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的消解。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将资本力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健全金融体系内部修正机制的可能路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虽然与发达国家有相同之处，但根本上是不同的。我国金融体系也存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现状，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有益于形成金融体系内部修正机制，将资本引导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对应的分配结构，兼顾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强调以人为本的金融活动，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服务人民的基本目标。

(二)发展普惠金融，缩小贫富差距

西方中心主义金融化从“物”(尤其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出发，关注高收益金融创新、关注资本跨国获利，但是并不关心政策性金融、互助性金融、扶贫性金融等等。而后者才是以人为中心的金融行为。认清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我国“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先富如何带动后富裕、弱势群体如何发展等问题。发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扶贫金融等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三)预防系统性风险

我国经济转型进入攻坚阶段，经济社会的问题频现。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突破就越显困难。2011年发端于温州的“跑路潮”在全国引起热议，2012年年初“吴英案”也在民间议论的沸沸扬扬，近两年的P2P倒闭潮和互联网旁氏骗局层出不穷，类似的事件说明金融这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给我国经济造成重大伤害。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累积性、突发性和扩散性等特点，因此需要早作预防。近年来征信立法、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等措施具有较好效果，未来我国应该从法律法规、第三方监管、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多角度入手建立系统性风险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