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口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出口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主要有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本积累效应和新贸易理论的技术进步效应,此外出口结构还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出口结构优化亦会通过这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尤其是后两者的文献并不多,因此需要进一步探寻出口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并通过大量丰富的数据进行实证。
二、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两部分开展,一是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型的检验为主,检验时较多用出口量和贸易开放度作为变量,这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许和连(2002)等有相关的评述。一是随着Rodrik(2007)提出“一国出口什么重要”的观点后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到很多学者关注,并出现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里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贸易结构的实证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Leotif,他使用投入产出法对美国的贸易结构和要素密集度进行检验时发现,美国作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出口的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即“里昂惕夫悖论”。此后实证研究常采用Lal(l2000)分类法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或按SITC码、HS编码分类,再利用各分类产品出口额构建模型进行,实证表明贸易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贸易结构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还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作用,其影响程度视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而定(蓝庆新,2001)。但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产品类别上存在差异,易力等(2006)对1980-2004年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和协整检验,分析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而短期则不明显,且两者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丁雯(2008)的研究也进一步实证了工业制成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初级产品却体现消极作用,且经济增长对商品结构并无明显的反作用。随着Lal(l2006)提出出口复杂度指数SI及出口结构测量指标的完善1,使得有关出口结构的实证研究得到新的发展。Rodrik(2007)通过普通OLS回归及工具变量回归表明一国初始的EXPY指数大小与该国随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如果一国的投资者发现了一些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出口产品,会吸引其他投资者跟进,进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会带动这个产业的扩张及资源聚集,这也就实现了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并促进经济的增长。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检验发现一国EXPY和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且国家间存在差异,中等收入国家EXPY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样本产品显示EXPY提升10%会带来0.35-0.37个百分点的增长。Mursher、Serino(2011)则通过考察49个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1960-2005间面板数据,指出如果这些国家不优化出口结构,将不会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伍业君、王磊(2013)以SITC四位码出口产品数据为基础测算了154个经济体1975-2010年的经济复杂度,并就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存在稳健且一致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复杂度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关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检验中大部分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但也有不同的结果,王永齐(2006)用COMPO和TECH两个指标表示贸易品的结构,选用1980-2002年中国数据,采用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对贸易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贸易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并未得到实证。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不在于贸易占GDP的比率是否保持增长,而在于能否做到持续锁定较高技术的产品生产以推动增长。
三、中国的经验验证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保持稳定高速的增长率,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也一直持续增长,那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结构效应怎样?在当前全球危机下中国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呢?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从出口结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大多支持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证实出口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程度不等的促进作用,陈仲常、刘林鹏(2006)把出口产品分成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两类,并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实证,通过协整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两者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协整效应,但短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而采用VAR模型分析时发现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效应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后该效应则为负,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弹性为负,而2002年后为正,说明中国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途径已由资本积累转变为技术进步,对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做交叉后发现,贸易结构在2002年后不仅为正,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增长了一倍,说明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空间极大。在对不同附加值产品以及不同地区实证时同样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体现非对称效应,苏振东等(2009)在测算中国出口结构指数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2-2006中国出口结构定量分析,显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戴翔(2010)利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也导致了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这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某些典型行业如机电行业,其出口规模较大,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应予以重点关注(江小娟,2007),这会成为以后经济的增长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实证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效应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要求外贸增长方式进行转变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研究方法上采用计量线性回归分析法居多,通常采用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协整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的经济增长效应会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线性关系检验并不有效,需采用非线性检验。包群(2008)对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线性关系假设进行修正,考察贸易开放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通过29省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具有倒U曲线的非线性关系。其次变量的选择及测量遇到的问题,出口结构指数测量时选择参考样本存在差异,如在进行国家横截面分析时很难去除各国发展时期、基础产业的差异;出口结构的指标处于完善中,会导致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点计量系数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出口结构指标本身已包含人均GDP因素,再与GDP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使所建模型存在循环回归问题;第三在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时如何克服中国贸易特色问题,中国出口贸易以加工贸易、外资企业为主导,如何反映中国国内出口企业的结构状况并构建实证模型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部分研究剔除了这些因素,但仍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考虑国内企业出口产品层面则数据的可得性难题,此外还应考虑中国显著的地区差异问题,总之综合考虑中国贸易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方具有现实意义。
四、总结语
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从出口总量范畴转向结构范畴,意味着由量向质的转变,也印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要求,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探讨,及实证的检验已具有一定的成果,随着出口结构指标的完善,这一课题又引发新的发展,今后将在以下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一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夯实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石;二是完善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解析并进行实证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资本和技术两种途径分析,但这种影响机制并不是通过单一途径可以实现的,应该是一种系统的运作,需要综合考察其他要素变量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三是实证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多,但主要以各分类出口总量为变量构建计量模型,今后则需在完善出口结构指标基础上关注不同行业的出口技术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
作者:张燕平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