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是指马克思在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批驳拜物教、反思庸俗经济学、批判异化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阶级立场。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在经济基础方面,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立场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在上层建筑方面,坚持“人为目的本身”的价值立场批驳资本主义拜物教;在经济理论方面,坚持服务“劳动”的价值立场驳斥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在经济现实方面,坚持自由自觉的价值取向揭露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为新时代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提供了价值遵循。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立场;启示;
Abstract：ThevaluestandpointofMarx'sPoliticalEconomicsreferstoMarx'sclassstandintheprocessesofopposingcapitalistemploymentsystem,refutingfetishism,rethinkingvulgareconomics,andcriticizingthealienationoflabor,whichismainlyrepresentedastheadherencetothevaluestandpointoffairnessandjusticeaswellastheoppositiontocapitalistemploymentsystemintheeconomicbase,theadherencetothevaluepositionof"manisthegoalitself"aswellastheoppositiontocapitalistfetishisminthesuperstructure,theadherencetothevaluestandpointofserving"labor"aswellastheoppositiontothevulgareconomicsjustifyingthecapitalineconomictheories,andtheadherencetothevalueorientationoffreedomandconsciousnessaswellastheexposeontherootofprivateownershipofcapitalistalienatedlaborineconomicreality.ThevaluestandpointofMarx'sPoliticalEconomicsprovidesvaluefollowingsforthereformoftheownershipofthemeansofproduction,theestablishmentofculturalconfidence,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isteconomic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hefulluseofthesubjectiveinitiativeofthemassesinthenewera.
Keyword：Marx;politicaleconomics;valuestandpoint;enlightenment;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是指马克思在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批驳拜物教、反思庸俗经济学以及批判异化劳动持有的阶级立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四个维度展开。笔者尝试厘清马克思在这四个批判维度中的价值立场,并进一步探讨其新时代意义。
一、在经济基础方面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立场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1]。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批判理论主要包含剩余价值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市场批判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理论等。这一系列批判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对公正、公平、自由等价值立场的不懈追求,对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价值理想的向往。
第一,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经济制度。此种不公正、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经济剥削。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马克思不仅说明了剩余价值的产生,而且说明了它是如何,并且只能在规制商品交换的规律支配下得以产生的[2]。由此,他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为基础的占有剥削方式的内在机理。另如,卢卡奇阐释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示[3](P162)。他指出,在“G—G′”这一资本增值公式中,虽然利息原本不过是利润或职能资本家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它在这里却表现为某种“原本”的东西或资本的“真正”果实。资本直接获得利息表现为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过程之外而具有自行增值的能力。这恰恰遮蔽了人们对工人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规律的发现,也遮蔽了利润的真正源泉。
第二,马克思基于劳动分工理论揭示了工人劳动过程中不自由的价值取向。伦佐·略伦特梳理了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的批判研究[4]。他批判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的误解,指出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的意义在于对劳动者劳动价值与意义的凸显。在C.A.科恩的文献中论及到了这一主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是一个持续性的错误或者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换句话说,马克思主张取消劳动分工。而其他一些学者与科恩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提倡的是取消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和更普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提倡一种有意义的劳动。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得以发展主要是因为其强调劳动者的生存价值与生存意义。
第三,马克思基于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揭示了共产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命中注定”的遭遇,是劳动者无力消费与商品过剩两者之间无法调和的危机。资本为追逐利润,不断提高不变资本在资本构成中的比重,随着机器的普遍运用,劳动者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就业形势与不利的劳动地位,并不得不承受资本越来越严酷的剥削。卢卡奇指出,此种经济危机或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不能持续下去”的状况必然导致社会与政治中的矛盾与对立尖锐化,最终又会导致那种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覆灭[3](P96)。
二、在上层建筑方面坚持“人为目的本身”的价值立场批驳资本主义拜物教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批判突出体现在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方面。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高扬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贬斥拜物教将商品、货币与资本视为超越于人的神而顶礼膜拜。
第一,马克思基于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商品的神秘性,反衬出了人的主体价值与目的价值的重要性。马克思基于商品的价值分析,指出商品这个物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之间的交换也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因此,商品不仅仅是物,而是蕴含着人的因素,具有社会性。商品的此种性质使它具有了超自然的神秘性。如考茨基认为商品具有超自然神秘性,而且这种神秘性难以认识,也难以理解[5]。此种神秘性只有借助于马克思的深刻揭示才能被人们把握。另如,唐正东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在机制的透视,马克思凸显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肉体上被异化,而且在观念意识上也接受和认同了异化的或物化的现实[6]。袁恩桢认为,商品内在的劳动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或天然属性,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7]。以上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劳动者的异化,也揭示了劳动者主体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丧失。
第二,马克思基于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货币相对于人的价值僭越与价值碾压。马克思区分了对货币的追逐欲望和对商品的追逐欲望,他将前者称之为“致富欲望”,将后者称之为“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他指出,首先两者目的不同。“致富欲望”是追逐货币,货币是其欲望的唯一对象,这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而“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是追求特定商品的心理倾向或心理愿望,如现代人对高档轿车、智能手机、品牌服饰等等的追求欲望。马克思认为,货币一方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如许多人纯粹地追求拥有更多的金钱;另一方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因为货币的万能形象能满足人们太多的欲望,从而货币成为了欲望本身,成为了致富欲望的代表。但是,在没有货币的环境下,人也会具有“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可见,致富欲望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产物,它不是与社会历史相对立或相敌对的自然的产物[8](P174)。致富欲望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致富欲望与货币不能分离,而“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不需要货币作为前提条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货币拜物教的现象:货币被当作“万能之物”,货币是“勇敢的马尔斯”,是“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是“有形的神明”[0]。货币决定着人的本质和特性,它能使“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而且,货币成为了人的本质。货币是人的需要与对象之间的中介或牵线人,也是人们之间及其各民族之间的牵线人。货币能把人们心目中的观念或想象变成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因此,货币是具有创造力的。货币能颠倒或混淆人和事物的性质[0]。它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能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能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内在规律在于:它的目的是借助于自身扬弃得以实现的。货币相对于商品而言具有了独立性,它由交换手段变为了目的本身。货币使物物交换的矛盾普遍化,并使劳动者依赖于它[0]。人占有货币就具有了支配其他人的权能,因此,人们的衣袋里装着“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关系”[8](P108)。
货币成为纯粹的抽象的财富,它不具备任何的使用价值,它的所有者与它的任何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消失了。个人拥有的货币代表着他的抽象人格或个人权力,此种抽象人格与其具体或特定个性是相矛盾或相对立的,货币给予了私人权力以普遍性质[10],而使私人权力转化为普遍性的社会权力。
第三,马克思基于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似乎具有了“自行增值”的能力,而遮蔽了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如费彻尔论述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他认为,资本的生产成为了一种反常颠倒的形式[11],人们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征服自然。资本既表现为主体性质的活动着的劳动,也表现为劳动的积累或结果。这样资本成为了生产的主客融合体,具有了作为物所不具有的人的性质,甚至具有了超越于人并奴役宰制人的力量。
三、在经济理论方面坚持服务“劳动”的价值立场驳斥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明确区分。他指出庸俗经济抹杀或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现实的对抗性与矛盾性,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性及其经济剥削的正当性,而古典经济学则朴素地描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矛盾与对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论及到两者的区别。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而庸俗经济学只是停留于生产关系表面的一些最粗浅的现象进行似是而非的解说,而且为了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进行辩护而反复咀嚼一些陈旧材料。另外,他们只是将这些陈腐材料赋予学究味,并将其宣布为永恒真理[12](P9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探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时,也提到古典经济学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12](P687)的,他指出,就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将无产者看作是产生资本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把资本家视为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资本的机器。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立脚点前后期有明显变化:早期手稿是从人的视角来批判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生产目的、手段和劳动者地位等观点,得出其敌视人的结论。而后期马克思对他早期关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正,并且为一些有真正成就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辩护,指出了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诚实与其思想的进步意义或历史的客观性[13]。阿尔都塞也指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所承认和接受,甚至加以美化的矛盾:劳动者日益贫困与少数人暴富。这恰好打中了这门经济学的要害,这个要害是经济学的耻辱,而马克思正是要洗雪这个耻辱。他对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体现了他的无产阶级价值立场。他深恶痛绝那些厚颜无耻地为资本进行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而不遗余力为创造属于无产者的经济学奋斗。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经济现实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和商品越多,他反而越贫穷和廉价。基于这些事实,马克思逐步得出了资本主义四个方面的异化。这四种异化关系是古典经济学从虚构的理论前提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古典经济学从抽象的假定前提出发只能得到纯粹抽象的或主观性的结论,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未能考察劳动与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而遮蔽了劳动本质的异化[9](P54)。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异化关系,劳动产品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力量或异己的存在物而奴役劳动者。劳动者在消费的时候,不是在自由享受,而是在行使“动物的机能”。凡此种种,都是古典经济学基于虚构前提所不能揭示和体现出来的。
另外,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将无产者仅仅当作像一匹马一样的“工人”来考察,而未将他们当作“人”来考察。古典经济学只考察劳动或生产过程中的人,而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9](P14)。马克思还指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并认为乞丐与小偷等劳动人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这些人都是其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人”与“工人”及“不劳动时的人”与“劳动或生产中的人”两个概念。这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基于“工人”或“劳动或生产中的人”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局限。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古典经济学将人的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阐发为增加财富“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9](P13)。国外有学者也论及到了这一观点,如汉斯-约根·瓦格纳认为马克思将经济学视为辩证地包含着进化预设的,他不是从孤立个人出发,而是将社会看成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总体。
四、在经济现实方面坚持自由自觉的价值准则揭露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根源
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孪生关系,揭示了私有财产对无产者的剥削,体现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时期,私有财产成为了异化劳动的条件。在论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时,他一方面指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形成原因和依据;另一方面指出了私有财产在逻辑上先于异化劳动,在逻辑上是异化劳动形成的原因。但伴随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就变成了互相作用的关系[9](P61)。从这里可看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私有制已经构成了异化劳动的原因。异化劳动只有借助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才能实现。私有财产成为了异化劳动的前提。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概念主要强调人的活动的外化或异化,而私有财产的概念主要强调人对财产的占有,同样,他认为“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反过来,“外化表现为占有”[9](P63)。可见,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为异化与占有之间的关系,此两两相对的概念只不过是同一种关系不同方面的体现而已。这里可见,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同一性。私有财产只不过是异化劳动的积累。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最初形式是地产,而只有地产发展到工业资本时,劳动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到这个时候,“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9](P76)。这里所论及的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是异化劳动的形成,或者说是异化劳动的缘起。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对私有财产的来源进行了追问。在探讨“资本积累”时,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用类似于神学的“原罪”来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缘起并非可以像资本主义经济学那样用“奇闻逸事”或乏味的“儿童故事”来进行阐明。马克思认为在私有财产形成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12](P821)。因此,私有财产的形成不是像资本主义经济学那样“田园诗”式的东西。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产生与形成的前提条件,即两种不同的商品占有者相互对立与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占有者。前者购买后者的劳动力来实现自身占有的价值的增值;后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的劳动者。这里的两极分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就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此过程使生活与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也使直接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由此可见,原始积累或原始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2](P822)。
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得以形成或资产阶级得以形成的推动因素之中,首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12](P823)。
在分析生产资本的循环时,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来源或资本的积累是由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演变为资本或剩余价值资本化。生产的扩大或再生产的资本是由原有资本价值加上此种资本运动所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的构成[14]。作为私有财产的化身,资本家的生产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也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其他人对商品的消费。他们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他们也只有用他们预付资本中可变资本的价值与工人的劳动能力进行交换,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价值,才能使他们所交换得到的价值变成丰厚的资本利润,此种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占有就使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而使有产者变为资本家[0]。由此可见,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也是异化劳动的形成基础,资本家的利润或他的资本的增值必然来自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他们迫使工人为自己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也指出,资本或资本家所进行的生产对于他们累积起来的或者说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死劳动”,是异乎寻常地节约或吝啬的。而对于生产工人或者“活劳动”的浪费,是异乎寻常地超过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其不但非理性地耗费血与肉,还非理性地耗费大脑和神经[15](P103)。可见,资本不会顾及劳动者的辛劳与血汗,而只会按资本的价值规律来使自身增值。这里增值的资本与原付资本就构成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即私有财产的起源与形成。
由上可知,私有财产的来源除了是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二者之间分离的原因之外,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这一来源了。究其实质,后一原因不过是前一原因的发展。因此,前者构成了私有财产得以形成的更为根本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为“劳动的分裂”,即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所有权之间的分裂。这一矛盾也就构成了异化劳动的内在根源。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看,С.И.波波夫提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渊源;从分工与异化劳动关系的看,科索拉波夫认为分工是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可见,分工和私有财产一起构成了异化劳动的现实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根源,不同学者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有不同解读,如И.С.纳尔斯基认为具体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分裂”是异化劳动的根源[16]。尤·尼·达维多夫认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劳动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分裂。积极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劳动;消极劳动是一种破坏创造力的、变态的、畸形的劳动。邓晓芒认为异化劳动根源于精神活动和生命活动的相互离异,这是异化劳动的总根源。
由上可知,以上学者基本上是基于矛盾的辩证观点来分析异化劳动的根源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异化劳动的普遍特质,但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视域及其对异化劳动起源的具体分析有一定偏差。他们忽略了马克思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矛盾———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所有权之间的分离———来阐发与揭示异化劳动的根源的。这些学者分别基于劳动过程中蕴含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二元分立的矛盾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根源。而马克思是基于私有财产及社会分工的形成史,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劳动者被迫与生存资料相分离而被抛向劳动市场这一前提来揭示私有财产对人的奴役而形成异化,并基于社会现实或经济事实来呈现异化劳动的根源的。因此可见,这些学者有将异化劳动普遍化、永恒化的理论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暂时的现象。
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之启示
马克思的价值立场是他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一以贯之的。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与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立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遵循。
首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为新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生活资料分配方面的改革提供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有利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与占有。马克思指出了此种制度维护的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无偿占有,而使工人阶级处于生存危机之中,工人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不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是公平正义的制度,而是必须改变的制度。他旗帜鲜明地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平等性与不公正性。党的十八大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17]。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18](P95)。由此,在新时代,我们还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深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批判为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导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货币、资本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对物的崇拜的“物本主义”,而无视“人的存在是目的本身”这一价值准则。人不再被当作万物之主来看待,而是沦落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与手段。由此,马克思持守“人是目的本身”这一价值准则,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拜物教。新时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弘扬“人为目的本身”的价值取向,批驳无视人、视人为实现资本利润的工具的“物本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8](P154)。因此,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拒斥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实现资本利润的“物本主义”文化,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无产阶级价值立场。马克思持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价值取向对为资本服务的庸俗经济学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批判。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经济学,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劳动进行辩护的政治经济学。新时代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批驳为资本辩护的狭隘学说,弘扬无产阶级立场。由此,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
第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实的批判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价值遵循。马克思基于自由自主的价值原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异化现象。他认为人的劳动应该是自愿地、自由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劳动。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创新力与创造力,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与智慧。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我们应该将人民群众的自主能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着力构建人民群众自由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多维平台,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为构建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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