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有关论文范文集,与赵树理关心知青工作二三事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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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知青运动就已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早在1964年,晋城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大县,已经搞起了试点.至1966年底,先后分期分批动员了上千名知识青年到县属十几个乡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

在此期间,全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挂职晋城县委副书记,来搞调研工作.我当时是县安置办公室负责人,在知青安置工作中,荣幸地和赵树理同志有所接触.如今41年过去了,旧事还同昨日,尽在眼前,令人回忆起来倍感亲切.

一份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稿

1965年5月底,县委、县政府决定于6月7日开会欢送我县第五批（当年的第一批）知青插队.大会之前,依惯例,安置办公室必须为县委主要领导事先准备好一份5000字左右的讲话稿.不论是哪位书记、县长讲话,提前5天就得把稿件送到本人手里,如不满意,退回安置办重写或修改.该工作是欢送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历年都很慎重.同时我们又接到通知,今年的欢送讲话是由赵树理副书记出面的.当时,我非常紧张,连忙与团县委副书记董小红,县委机关负责写简报的张朋生、丁建民同志商量讲话稿的事.大家一致认为,赵书记是大作家,水平高,眼界宽,要求高,给他写材料,一定得比往年更加劲,尽大家的能力写出高水平、有质量的讲话稿,并共同拟定了讲稿提纲.我们决定由张朋生写前半部分,丁建民写后半部分.这样,用了两天时间,讲稿写完了,我们几个先认真通读了几遍,自觉还差不多,就给赵书记送去了.谁知到第二天早上我上班时,材料被退回来了,上面没有任何批复和指导意见.我心想：“糟了!”赶紧通知董小红到赵书记那里去问清原因,但赵书记已下乡去了.我们一致认为,一定是水平太低,达不到赵书记的标准.之后,我们又赶忙重新加工,连夜加班,同时又抽调了两名同志一边写,一边审查,一边誊清.第二次送上去,我们又没有见到赵书记本人,只好请通讯员小张代为传送.不知怎么回事,材料很快又被退回来了.大家非常不理解,情绪更紧张了.这时已是6月6日了,眼看第二天上午8时就要开会,讲话稿还没有定下来.我嘴上没敢讲,心里却暗暗抱怨：“就算您是大作家,我们是小人物,嫌我们写得不好,也总得给提出批评意见呀!难道赵书记就这样难侍候吗?是不是太官僚了?不行,我们必须亲自见到他,让他当面批评!”我向县委其他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通过联系,我们得知赵书记去了南村公社,晚饭后才回来.我和董小红也不敢回家吃饭,就一直在他的门口死等.

我俩蹲一会儿,站起来在门两边转转,等啊等,一直到晚上9点多,终于把赵书记等回来了.我们抢先上前打招呼,说有急事汇报.赵书记让我俩进屋坐下,紧跟着又进去了几个同志.只见他从抽屉拿出一盒恒大牌香烟,很客气地向每位同志递烟,我们连忙表示不会抽.于是,他把恒大烟放回抽屉里,并从他的中山装衣袋里掏出半盒当时普通人常抽的每盒二角三分钱的黄金叶香烟,自己用火柴点上,一边抽烟,一边听董小红同志汇报.董小红同志说：“我们主要是请赵书记看一下这份材料,因为明天上午您就要在欢送大会上作报告.前两次给您准备的材料又修改了一下,您看行不行?”说着把材料呈上去.赵书记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笑了笑说：“我不是让通讯员小张把这个稿子给你们送回去了吗?并叫他告诉你们我已经看过了.我讲话,怎么能用别人写的东西呢?这不是笑话吗?小张就没有告诉你们不用给我准备讲稿吗?真是的等”说到这里,我怕赵书记追究小张的责任,就插话说：“小张送回去时,我们几个都不在办公室,是我们误认为还得重新再写.”赵书记又说：“我讲话是表达我的思想观点,不是读别人的文章.我只要求你们给我提供几个准确数字,再告诉我讲话用多长时间就行了.知青工作很重要,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管的事.青年人到农村艰苦锻炼是百年大计,我就让我的女儿到农村劳动锻炼去了.青年人不受艰苦磨炼,将来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丰,就要出修正主义等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俩起身告别.出门后,几天来的紧张情绪瞬间烟消云散,心里别提有多么轻松愉快了.自此,我完全认识到进门前我对赵书记的怨气纯属误解,殊不知,赵树理同志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大名人.

第二天上午8时,欢送大会准时在县大礼堂举行,赵书记也准时到场了.县广播局搬来了录音设备,我们把当时县里比较有水平的主持人――文化馆的于迎霞也请来了.按大会议程,第一项是奏乐,第二项是唱歌,第三项就是领导讲话.当赵书记走向讲台时,千余人的大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场内外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许多群众都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赵树理,都以能亲睹其形、亲聆其音而感到荣幸.会场内虽然人多但秩序井然,全无半点嘈杂.为了照顾围在会场门外和街道上的欢送人群和听众,广播站的同志们又增加了扩音器,并把街上的喇叭全部开放了.当我们发现赵书记手中并没拿讲稿,只是在两张香烟盒纸片上列了个提纲时,怕留不下资料无法写简报和向省、地委汇报,便赶快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作记录.怕记录不确或有遗漏,待晚上街上广播重播时,我们又着人反复加以核对,这样才一字不漏地把赵书记的讲话内容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是凭着自己香烟盒纸上罗列的提纲讲话,但不多不少,正好是原先预定的一个小时.

报告结束后,他又和书记常三毛,县长郭绍文,副县长芦文蔚、卫忠惠等一起与本次下乡知青合影留念.然后列队步行,在鼓乐声中,将这些披红戴花的知青们送出城外.当知青们坐的大卡车缓缓开走后,欢送仪式才算结束.

我收藏了赵树理同志的那次讲话记录和当时的那张留影.“文革”中,赵树理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身心受到野蛮摧残,但我坚信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干部,这样的党员臭不了,肯定会盼到拨云见日那一天,所以我甘冒风险把上述二物珍藏起来,一直珍藏到今天.

“我知道了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1965年9月7日,晋城县组织动员了一批男女知青,由县农林局一名副局长和两名干部带队,到追山公社天苍峪组建天苍峪知青独立林业队.这支队伍计58人,文化程度有高中、初中、高小,年龄最大的刚过20,最小的才15岁.天苍峪离城80里,是一个早年被人遗弃了的小村子,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处的深山区,自然条件恶劣,荒无人烟,高山深谷几乎全被原始乔灌木和野草覆盖着.因那里仅有10余间无门、无院墙的石头房子和八九间石块、土坯结构的破败墙垣,根本没有可供运输的路径,所以知青们被暂时安顿在离追山10里、离天苍峪约8里之间的另一个仅有几十口人的小山庄窝铺――西南岭住下.带队干部随即勘测地形、筹款,准备购置砖瓦,修汽车路,盖房.

西南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公社党委非常重视,老区群众政治觉悟高,又热情好客,让知青娃娃们三五一组地住进了民房,但这里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村里竟找不到一处可供他们做厨房的房子,知青和带队干部只好在村中一棵大树下以石块、泥土砌灶做饭.11月的天气,几十口人的大锅上连个锅盖也没有,山风卷着尘土,直往锅里刮.而小山村一下子猛增了这么多人,水源也发生了问题.

仅仅上述这些还不要紧,最令我这个安置办公室负责人为难的是：数年来,在本县的柳树口、南河西、晋庙铺、衙道、土河、追山这几个公社与河南省交界处,两省群众因抢夺地上、地下资源而不断争斗、打架.县委分管领导和农林局长迫于边界已有大片林木土地被对方侵占,恰又见到中央有关上山下乡的文件中有“可以独立建队建场”的规定,未经深思熟虑,便在向上级申报建场的请示中仅说了天苍峪一带的林木资源丰富而有意隐瞒了存在严重边界纠纷的事实,而该请示当时已获省委、专署正式行文批准,并全部列入了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如予否定将如何向上级交代?

大学生如何写知青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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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赵树理书记因到犁川公社下乡,特意到西南岭知青点考察了一遍.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当即赶去,待我坐下后,他问我：“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原来到天苍峪安置知青建队的意见是经谁决定的?”我答是卫忠惠副县长（分管农林水利）和农业局的人调查考察,写出请示,经省里和专署批准的.他又问：“上级拨了多少经费?”我说：“每人440元.”随后赵书记很严肃地说：“这件事并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过县委讨论这件事的那次会议.但我发现让这些孩子到那样的地方占领山头,独立建队很不妥当.首先,需在崇山峻岭上修一条十几里长的汽车路,让刚出校门的十几岁娃娃去干那样大的工程能行吗?国家给每个人下拨的400多元,只限于建房和一年的生活费,县里能不能拿出需要修路的工程款项?特别是听说原来你们的设想是让这些孩子去把守‘边关’,抵御‘外来侵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荒唐了.所以,现在我既然知道了,就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周总理不是在全国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中讲到‘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吗?我知道了的事,就要负责到底!建议你们尽快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对这部分孩子一定要安置妥当,不能出大的错误,影响全局等”我详细地向赵书记汇报了自己所了解的该事件的前前后后,并表示马上向上级各主管部门写材料说明实情.这次,我俩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我曾于11月初陪县上山下乡领导组成员之一、副县长芦文蔚同志到西南岭、天苍峪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没想到赵书记有些情况了解得比我还详尽.

关于赵树理书记此后为这件事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我不得而知.但几天后,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立即放下其它工作,专程到西南岭走了一趟.在详细考察了知青们的饮食、住宿、取暖、用水、劳动、学习等情况后,他流下了热泪.回城后,他马上和县委的几位县长研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