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论文范本,与文坛热点两题相关研究生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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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总体成就评价的争议

至2009年,新中国文学整整走过了六十周年.在回顾、总结新中国文学经历与成果的过程中,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成败得失,也成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因此,在批评界对新中国六十年文学成就进行正面的学术性总结的同时,各种不同的意见便不断见诸报端.不同意见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如何客观评价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的问题上.如在四川召开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和首都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会”上,雷达、孟繁华、贺绍俊等人,都对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10月18日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王蒙在演讲中说到:“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他举例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王蒙的这个说法,显然暗含了对德国汉学家顾彬意见的回应,并主要指称的是现在的文学时期.但被作为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估予以解读之后,便激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并成为引发批评界关于新中国六十年文学评价巨大分歧的导火线.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别以陈晓明、肖鹰为代表,并在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海外汉学大会上使这种争论走向了白热化.从2009年底到2010年初,先后有《中华读书报》、《文艺报》、《文学报》、《羊城晚报》、《辽宁日报》、《北京文学》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或开辟专栏,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等,展开研讨与争论.孟繁华、贺绍俊、吴义勤、张柠、李建军、林贤治、杨剑龙、王彬彬等纷纷著文加入讨论和发表看法.

针对王蒙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看法,李辉在《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么》(《重庆时报》11月9日)一文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要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不但必须与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文学进行纵向比较,还必须与当下世界文学进行横向比较.而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当下文学都乏善可陈.他指出:中国当代――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之所以不成器,恰在于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维度,与现实与世界严重脱节.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即表现在“意义的缺失”,或作家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能力的缺失.而其在“量”上的繁荣其实是一种替代性的、遮蔽世界之本真的“伪意义”的繁荣.而正是这种“文学的稗草”侵占和压缩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得当下文学界异化成了一个众声喧哗却又万马齐喑的“文学的地狱”.

《中华读书报》10月21日报道孟繁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锋芒直指那种对当代文学评价过低的看法.他认为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人士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作“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认为当代文学虽然有一些机遇,但现在是泥沙俱下、红尘滚滚、物欲横流.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吴义勤在《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的文章中,着重论析了低评当代文学的问题所在.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发育、成熟程度和对文学性的理解与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作家的创造力来看,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比较不是简单的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或者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肯定另一方,而是要超越偏见和成见,从文学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正如王尧、林建法在其主编的“新经典文库”序言中所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时在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凭热情和冲动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完成认识论的“转变”并真正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 其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误区.其二,“经典”的“自动呈现”误区.他指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不应是“过去时态”,而应该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

有关当代文学评估的更为集中而激烈的争论,来自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这次会议举行的圆桌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中国文学界应该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顾彬再次提出了他曾经屡次强调的观点: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他表示:“我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陈晓明在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立场”的概念,他问道,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历史,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六十年.到底什么是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20世纪或者60年来的文学史有多大的阐释能力到底要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 ”针对陈晓明的发言,肖鹰则认为:“我觉得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此次会议结束后,陈晓明和肖鹰各自又撰文和接受媒体访谈,继续声言自己的观点,使得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与高度,成为有关争论并未随之落幕,在陈晓明发表文章《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肖鹰随即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于是,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评价以及批评家言说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再度成为2009年岁末与2010年初的一个文学话题和公众焦点.

陈晓明先后在《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11月9日)、《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辽宁日报》12月16日)两文中,阐述了他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理由,他认为当代汉语小说在几个方面已很有自己的成就:“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他还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肖鹰在《从脚往下看的“高度”――驳“当下文学高度论”》(《中华读书报》12月9日)、《为什么还有人出来主张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读书报》12月14日)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我的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写作)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结构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现为作家在创作上精品乏见、作品影响力衰微,也表现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低落和批评影响力衰微.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看当下中国文学的非常低谷状态:商业化对文学全面渗透,唯钱是图在文学创作中主流化”,“在严肃文学作家中,在当下领导‘潮流’的作家,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岛写作’”,“当下批评家群体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他指出:明明中国文学在当下处于非常的低谷状态,为什么还有批评家出来主张“高度论”呢这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们的批评家在他所谓的“中国的立场”上看出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立场”赋予我们从脚往下看的权力,所以“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这位批评家从他的脚往下看到的“高度”.

随后,林贤治、张柠、王彬彬等相继发表了与肖鹰观点相似或相近的看法.林贤治在《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羊城晚报》12月22日)等文中谈到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时,指出: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历史时,是不能不讨论传统、制度、时代条件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实际上,毋宁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这里完全可以从文化传统、人文教育、语言环境、出版机制等方面找到根据.当今几大文类的作品,总体上并未超越三四十年代的成就.他认为:我们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而现行的文学机制和相关的文化环境,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还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看待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自由精神和艺术个性的状况如何,是最主要的观察点.个性与自由是创作的内驱力,直接关系到文学的发生,而这两者,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伟大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失去同社会的联系,同人类命运的联系.真正的作家是富于文化理想和道德责任的,而这两者,又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因此,要想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就必须把一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