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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焦的文学思想上承明初宋廉诸人和唐宋派的“宗经明道”,下启公安“性灵”之先声.他不仅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要影响,还与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交好,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他们之间的交谊,值得深入研究.

公安学位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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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焦； 公安派； 交谊； 二题

焦(1540一1619),字弱侯,号澹园、太史氏等.明江宁人(今江苏南京).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一生以博学多闻知名,著述甚丰.《明史》称他“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1]他在文字学、古音字、哲学、文献考据学、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皆有突出成就.

在学术思想上,焦师承泰州学派学者耿定向、王东崖,属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他反对思想僵化、盲信古人,主张学贵自得,不依傍古人.即“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受用,何至甘心死古人脚下.”[2]焦氏虽以学者名世,但无论从文学思想还是文学创作方面讲,他都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一方面主张文学的发展观,要求诗文“道胸中所欲言”,抒写“性灵”,重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反对形式主义,对“前后七子”之流的盲目复古,僵化模拟多所抨击.另一方面,他又注重文章的社会功能,要求文以载道、明道,“闵时忧世”、“动关国体”.[3]他的文学思想总的来说上承明初宋廉诸人和唐宋派的“宗经明道”,下启公安“性灵”之先声.现代许多学者认为：在明代的学术史、文化史上,他和李贽一样,是冲破“前后七子”僵化保守的公安派的先驱.他的人生见解和人文意识皆对晚明有推动作用.他不仅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要影响,还与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交好,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他们的交往,对公安派的研究及明代文学嬗变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关于他与公安三袁的关系,拙文《焦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已有详细论述,现就他和公安派骨干陶望龄和黄辉的交往作一些补充.

一、陶望龄

陶望（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晚年号歇庵居士.出生于浙江会稽一奉儒守官之家.父官南礼部尚书.望少即聪慧,科举也颇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转升太子中允、右谕德,兼侍讲.他一生时官时隐,后因母病卒,哀毁过盛而亡.

陶望比焦年少二十时来岁,当他成人时,焦已是声名远播的学者了.陶父官南京礼部尚书时,焦还在南京读书,或望龄已闻焦氏之名,但他们初次相识是万历十七年.“昔始见君乙丑之岁.”[4]此年,焦廷试第一,廷试第三.二人一状元,一探花,可谓风光至极.与他们同科的还有黄辉.他们三人同被授翰林院编修.并与早在万历十四年中进士的袁宗道成为好友.

从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六年,焦一直在京,而望龄则于万历19年第一次告归离京.从万历17年到万历19年这两年他们交往最为密切,也最为难忘的时期.焦在一篇祭奠望龄的文章中回忆此间生活说“读书、谈道,握手欢然”其乐融融.所谓“谈道”中的道,应该有着宽泛的定义,既有儒学、心学、佛学也有对为学为文之道的认识.《明臣言行录》载望龄“在编日与鼎元焦弱侯读中秘书,专致力于圣贤之学”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载“（望龄）在词坦,与同馆焦、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悦慈湖、阳明、龙溪、近溪之书.”此即为佐证之一.

望龄生长于一个崇尚心学的家庭.其祖父庸斋公“尤以圣学自砥,言动靡不引绳者.祖父的思想倾向未必对他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日后望热衷王阳明的心学,恐怕与这种家庭氛围不无关系.他极喜欢心学,膺服王阳明.他标举 “良知说”,推重王阳明的人格,也喜欢阳明后学的王龙溪、罗近溪.“余生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口诵笔钞录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快读一过,则神朗气丰,手足掉舞.群众有过予庵中,或呼与偕诵之.虽素不识性学者皆释然心开,喜色浮面,上可揽掬.”[5]这说明王学左派思想深得其心.望也热心参禅并诵禅,将心学与禅学混之.他对世人排斥佛教得言行大不以为然：“阳明之于佛氏,阳抑而扶.”,“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明道（程颢）虽真辟佛,而儒者之学亦因此一变,其门人归于佛矣.而先生者,真有助于佛者.”据说他在栖隐期间“无日不禅”.他在致焦的信中表白：“便宜莫入学道,省力莫如念佛.虽行业未纯,知解未彻,而此志则坚若石,大若天,才劫不可磨,百物不可换.”[5]足见信仰之坚定.

他们的“谈道”当然也包括了为文之道.这个时期,虽然前后七子的复古声势渐弱,但其影响仍笼罩文坛.他们谈得最多的便是反对这种模拟剽窃盲目复古的文风,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焦最瞧不起这种“鬻声钓世”之文.“余惟弘治、正德间,嗜古闳雅之士彬彬代作,显且盛矣等剽窃模拟,而本真旨存,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望龄也欲“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3]他任翰林院编修时,著《八大家文集序》反对复古之文.“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时代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以为文焉.天下辍学之士靡然向风,持其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他们认为：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是不断发展着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高峰.岂能厚古薄今.望龄说：“古非袭古,圣不师圣.”焦则说：“《书》不借采于《易》,《诗》非假途于《春秋》.”语虽有别,而意实同.那么,该怎样正确对待古代优秀的典范的文章呢?焦并不排斥模拟.在模拟的基础上“洞然悟古人为文之法度.”望龄用实例讲得更为具体：“庄周述老而广于周,韩非祖申不害而肆于申,子长继左而畅于左,景宋师于屈原而繁于原.”[5]来阐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宦海沉浮,注定这对好友不能常聚首.他们相交“二十年间,离合相兼”.万历十七年至万历十九年,二人同在翰林院任职,朝夕相处.谈学论道或谈心学,或谈禅,或同参加一些文学聚会,其乐融融.万历十九年,陶哭兄致病,回会稽隐居三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赴京复职,拟与焦同修国史,陶望龄主修开国功臣传.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陶望再次告归.万历二十六年（1598）陶望之父辞世,望守制三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服满,赴京补原官,不久转升太子中允.但焦已于1598 年,被排挤出京,1599 年,告官归隐.

不过,在陶归隐期间和焦致仕后,他们书信不断.在陶的《歇庵集》中,收有寄给焦的书信十二封.信中,或邀焦同游嘉山胜水,或讨论学问,或关心共同的朋友李贽,更多的是对国事时局的关注.从这些书信看来,二人在焦致仕后没再见过面.万历三十七年望龄因母亲病卒,哀毁过度而亡,年四十九.焦著《祭陶司成文》.痛其“勤于道而志未了,孝于亲而后莫嗣显其身”,而英年早逝.

二、黄辉

黄辉（?――1612）一字昭素,号慎轩.四川南充人.据清陈田辑《明诗纪事》载,有《铁庵集》80卷,《平倩逸稿》36卷.清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录平倩诗33首.《明诗纪事》收平倩诗11首.二者除重复计,共40首.

黄辉幼颖异,时在父任上,“检律如老吏”,“御史授钱谷集,（辉）一览辄记”,“稍长,博极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6]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与陶望、焦同年,一并被授于翰林院编修,后与焦、袁宗道同馆,充皇长子讲官.依才望,他将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但因李贽被逮而自杀后,京中刮起一股攻禅击僧之风,黄辉因平时喜欢访禅、结社谈禅,遭到攻击,于是就告归南充.后起故官,1612年,卒于任上.

他与陶望、袁宗道同是公安派的先行者,较早抵制拟古思潮.“馆课文字多沿袭熟烂,因为翰林体,及李攀龙、王世贞之学行,则又改而从之.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欧为师,馆阁文稍变.”[7]清钱谦益云：“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周望为眉目云.”

在政治上,黄辉较为正直.他由编修迁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皇长子母王恭妃几殆.辉很担忧,认为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朝廷将乱.与同乡给事王德完谋谏,王受廷杖,几死,辉力营救,不避险阻.

辉为文为人如此,与焦不失为志同道合.可惜,由于文字资料的匮乏,只能从一些零星记载中推测二人的交往.万历十七年,二人中进士后同在翰林院任职,后同为皇长子讲官.与袁宗道、陶望一道反对拟古文风,学习唐宋古文.一起结社谈禅.有许多共同的话题.焦很佩服黄辉.“昭素博雅好对,余一唔对,退未尝不发愧也.”[3]“时同馆中,诗文陶（望）,书推董（其昌）,辉诗及书与齐名.至征事,辉十得八九.（焦）以闳雅名,亦自逊不如也.”[6]

焦自乙丑年（1589）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9）,一直在京,而平倩中途似乎有别任.到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焦被排挤出京的那年,黄辉又回到京城.壬寅年（1602）年,黄辉也告归.此后二人的交往如何,就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了.

总得说来,三袁及陶望龄、黄辉公安派的主要成员,在从万历十七年到万历十四年间,即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期,他们与焦或谈道,或论学,亦师亦友,思想上明显受到焦氏之学的影响.因此,说焦是公安派的先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 焦传明史 [M].北京.中华书,1974.

[2] 焦.焦氏笔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焦. 澹园集卷15[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4] 焦. 与友人书澹园集 [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5] 陶望龄.《歇庵集》续修四库全书136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6] 张廷玉. 黄辉传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张廷玉. 袁宗道传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李剑雄. 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龙晓英.焦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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