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性类论文范本,与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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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史的书?”原希望我写台湾文学史的朋友,均发出这种疑问.

这事有一点曲折,也有一点侥幸.我原计划写一部很可能自费出版的书,后来想不如写一部有新意的书,于是便申报了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申报后就束之高阁,不向任何有可能当评委的人打招呼.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学当作附庸或尾巴然后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立项后,我毫无得意之感,却发现这个课题完成起来有点棘手：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虽有延续与相似之处,但更有与大陆文学割裂和相异的一面.如何把握好这两面,处理好两岸文学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的难度.后来我略作思考后,作出这样的定位：

这不是一本文学创作史,也不是文学论争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两岸文学的关系史.

这不是两岸文学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运动的汇编,或两岸文学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台湾文坛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对岸,即作者明显站在大陆立场、用大陆视角写作,如余光中在书中用三节处理,是因为余氏是影响大陆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而张爱玲写了四节,是因为张氏是影响台湾最大的大陆作家,以至其作品被选入“台湾文学经典”.这部书鲜明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以年鉴的方式,引领读者从宏观视野分析两岸从军事对抗到和平共处时期,台湾政局与两岸文学关系曾发生过的风云大事和文学论争,其中每章每节均可独立成篇,但这是分为四个时期合成的整体.《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就好比一座大楼,每个章节只是构筑这座学术大厦的一个部件.

对笔者来说,《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两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史的思考.

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正像刘禾《持灯的使者》那样属“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放弃树立经典企图的”(1)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从反叛到回归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两岸文学关系史”可以说既丰饶又贫瘠,既单纯又复杂.“丰饶”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史所要面对的是两地文学的对抗与隔绝、开启与曲折、互动与冲突、封锁与突围.“贫瘠”是指无论在两蒋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两岸文学,由于政治的干预,均没有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文本.说其“单纯”,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在任何时期都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复杂”是说两岸认同的“一中各表”,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具体到“台湾文学”的界说上,则有五花八门的表述.即使是本土派作家,表述起来也有“浅绿”、“深绿”、“浓绿”之分.“深绿”作家坚持用所谓“台语”取代中文写作,认为只有用母语写的作品才是纯正的“台湾文学”.对这一点,不说“泛蓝”作家光是许多“绿营”作家均提出质疑或抵制.

毕竟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在分期上受《海峡两岸关系概论》(2)的启发,将两岸文学关系分为四段：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阿扁时代”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观概括力和锐利的思想冲击力,如《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终止“勘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均让读者不会因细节的叙述妨碍对全局的了解,不会因为有可读性而影响论述的深度.尤其是在《导论》中,注意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相融合；在《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中,注意问题意识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在《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解读》中,努力让理论阐释与文学史实互为呼应.当然,一涉及到敏感问题的评价,就会引发争议,比如张爱玲是否为两岸忠义文学史家宣判的“文化汉奸”,张爱玲的著作权属于台北皇冠出版社还是属于张爱玲在大陆的亲人,以及两岸文学谁的成就高、繁体字与简体字谁优谁劣,两岸均有不同看法.对这些看法,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拙著的表述,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持异议的读者、学者提出讨论和争鸣.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所叙述的史实和问题,几乎均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极容易触动某些人敏感的神经.记得当笔者把《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提交给一个学术研讨会宣读时,主持人看到《“反共复国”政策与两岸文学关系》,还有什么《两岸文学社团的同质性》,连忙退避三舍,叫我换一篇与政治无关的论文.其实,“两岸文学关系”本身就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题目,“纯文学”在这个领域绝对行不通.一些论者之所以担心文学史写作政治化,与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的生产高度政治化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这一境遇有关.由于有这一惨痛教训,一些人认为文学史书写的出路正在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迷思.文学史写作当然不能为政治服务,让文学史家成为政治家的奴婢,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史写作完全可以脱离政治,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会丧失文学史的自主性.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极左政治与不带贬义的“政治”混同,把政治性与非自主性等同,显然不科学(3).基于这一看法,本书希望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对两岸文学关系史上尖锐的政治问题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大批判声中的两岸文坛》,让书中系着两岸的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再如《蒋氏父子反“文学台独”的立场和措施》,在关系史中加入文化政治,做到“文”与“史”互证,有助于唤起历史的遗忘.另有《台湾现代诗画与大陆共产党有关?》,弥补因“大叙事”的共性而忽略个别的偶然性与神秘性的不足,可视为“有故事的文学史”.其中所体现的文学史的政治性与政治性的文学史关系,是一个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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