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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是现代文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旋律.但是,直至新时期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却几乎是严肃文学一枝独秀,通俗文学一直得不到主流文学思想的承认,因而没有获得合法性和充分的发展.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代性的偏失――感性现代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理性主义霸权.
一、现代性与通俗文学
现代性是现代的本质,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文化―精神力量.现代性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现代性的感性层面即感性现代性,主要是人的感性欲望,它是现代性的基础层面.文艺复兴以来,感性欲望从宗教禁欲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的自然属性获得承认,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二是现代性的理性层面即理性现代性,也就是启蒙理性,它包括工具理性即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即人文精神.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精神得到确立,取代了神学迷狂,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人的价值得到提高.三是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即反思现代性,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形而上的文化形态.现代性的发生,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人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人的异化,于是就有对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形成了现代性的自我否定的层面.通俗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感性现代性的体现.现代性发生以后,导致文学的雅俗分流.雅文学包括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纯文学以其审美品格主要发挥着反思现实的超越功能；严肃文学以其意识形态性主要承担着理性教化的社会责任；而俗文学以其趣味性主要发挥着消遣娱乐的功能.这就是说,纯文学是反思现代性的产物,严肃文学是理性现代性的产物,而俗文学是感性现代性的产物.
西方通俗文学的历史是与感性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首先是在感性现代性领域,人的自然本性得到肯定,宗教禁欲主义被打破,产生了人的欲望合法化的运动.于是,宣泄人的欲望、攻击禁欲主义的文学出现了,像《十日谈》就讽刺教士的虚伪淫乱,而对男女的偷情津津乐道.这就是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以后,随着现代性的实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发展,以市民为主体的通俗文学就出现了.通俗文学以想象的方式宣泄了现代人的感性欲望,使其获得代偿性的满足,从而消解了理性现代性的压抑.人的基本的欲望包括性欲和攻击性,通俗文学通过理性的包装（表面的道德化）而使这两种原始欲望合法化,并使其得到宣泄.通俗文学以趣味性为主导,而意识形态性和审美价值相对不高.趣味性的深层就是原始欲望的释放和满足,因此,通俗文学突出了情爱和打斗两个主题.由于通俗文学对原始欲望的道德化包装只是最低限度的,要依从趣味性,因此,通俗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色情和暴力倾向.
现代通俗文学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大众的感性需求,并且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性现代性的压力,维持了现代性精神世界的平衡.因此,通俗文学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因此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高度的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学的一个趋势就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满足着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心理层次的需要.
二、中国感性现代性的缺失
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中就包括感性现代性的缺失和理性主义的偏向.中国现代性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本身还没有生长出现代社会的需求,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也不能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列强打破国门,强行送来和被迫引进的.这样,中国现代性就不是直接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发展,而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样,中国就几乎没有经过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解放运动,而是直接就进入了理性启蒙阶段.于是,中国的现代性就体现了一种强固的理性主义,而感性主义没有得到合法化,也没有得到发展.辛亥革命前后,现代性的传播和接受就集中在理性层面,主要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感性的解放几乎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理性化的运动,主要是宣传科学民主的启蒙理性.五四运动虽然也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等感性方面的内容,但也在理性范围之内,没有引发感性的泛滥,欲望的合法化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非法的.这样,中国的现代性就具有早熟、偏于理性的性质.同时,这种偏向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原因.中国现代性虽然具有反传统文化的性质,但是,传统文化仍然顽强地影响着现代性的接受和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集体理性的性质,宗法礼教压抑感性欲望.这种压抑不同于欧洲宗教禁欲主义对感性的绝对压迫,而是一种软性的压抑,即对感性的最低限度的承认和容许.孔夫子一方面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另一方面又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所谓“以理节情”.这种软性的压抑一方面避免了强烈的反弹,所以中国没有发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感性欲望的泛滥；另一方面也导致在现代性的构建中保持了理性主义的霸权,挤压了感性主义的空间.因此,传统文化中前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作为深层结构制约着中国现代性的构成,限制了感性现代性的确立,造成了理性主义的偏向.
中国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偏向和感性现代性的缺失,不仅由于启蒙理性的挤压,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革命理性的挤压.中国社会的现展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在西方,这两个任务本来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但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从西方引进,要求学习西方,而现代民族国家又要求反对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因此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的运动,而五四以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压倒了建立现代性的任务,启蒙运动转化为革命运动,启蒙理性让位于革命的理性.这就造成了在革命运动中现代性的流失.现代性的流失不仅是理性现代性的流失,还有感性现代性的流失.革命理性是一种政治化的集体理性,它是较之启蒙理性更强烈的理性主义,因此对感性的排斥更强烈.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需要集体理性而抑制个体感性.所以,在革命运动中,更强调政治性、道德性和集体主义,而对于个体感性则严厉约束,甚至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意识”而加以批判.这种历史潮流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特别是感性现代性的缺失.如果说在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中,现代性包括感性现代性的缺失是一种必要的代价的话,那么在建国以后,继续这种趋势就形成一种“左”的思潮,妨碍了中国现代性的建设.直至“文革”时期,对个体感性的压迫变成了对人性的泯灭和摧残.
三、中国通俗文学的先天不足
中国的现代通俗文学在清末民初发生,它一诞生就先天不足,没有形成健康的形态.本来,通俗文学尽可以描写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人的正常的感性欲望.但是,在中国,由于日常生活被礼教所桎梏,感性欲望不能正常地表达,于是,通俗文学就只能以畸形的形式出现.按照王德威的分法,清末文学主要有描写畸形情欲的狎邪小说,描写武侠和探案的侠义公案小说,暴露官场内幕的丑怪谴责小说以及科幻奇谈小说等.到了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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