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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一年一度的短篇的集结.
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在这个年度中所聚集起来的想象和经验,所跋涉过的艺术沟坎和旅程,在这两本年度选本中,被召集、呈现在这里――从小说、童话、诗歌,到散文和报告文学.
谈论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短篇”、“长篇”的艺术生态和现实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触目的观察视角和话题.今天,长篇或准长篇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文学生活的主角,占据着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畅销榜和儿童阅读推荐书目的主要位置,并且得到了在商业考量和艺术评判之间颇显暧昧的媒体批评的格外照料,许多时候,它们稍一“发力”,就会轻而易举地卷走各类评奖中的大多数席位.说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成就是由长篇来代表的,大约是不会有人出来反对的.而短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文学生活中一种边缘性的存在物了.
这样的文学生产、生活秩序的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属于实力派的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短篇”当成了他们借以想象文学并一展身手的操作路径.进入90年代以来,中、长篇创作陆续成为他们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新的艺术疆域,这一由短篇向长篇创作“晋升”的现象,曾被有的当代文学评论家称为我们下意识中存在着的一种“长度的本能”.毫无疑问,今天人们对于七八十年代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记忆,主要是由一系列短篇作品构成的,而90年代迄今的历史面貌,则主要是由一批中、长篇作品来勾勒的.
但历史和现实对于特定儿童文学样式的拣选与倚重,显然比作家自身的创作成长和跃进要复杂得多.例如,除了短篇、中篇、长篇在文学家族及其评价体系中的等级秩序方面的原因之外,当代文学生活和学生课外阅读需求对于中长篇的依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从校园阅读空间看,短篇主要存在于教材体制之中,而长篇和单本书则更容易占据课外阅读时空.所以,在课外阅读及其推广在许多地区逐渐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中长篇作品的走俏就变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另外,一个很少在正规场合被提及,而实际上却几乎是掌握着儿童文学生产和作品生杀大权的原因,则是现行的稿费制度:一部无论多么优秀的短篇,都只能获得报刊发给的相当微薄的文字稿酬,而一部能够在图书市场上取得小胜的单本作品,就可能给作者和出版者带来可观的版税和利润收入,还有随之而来的好评、奖项和声名,等等.
因此,短篇在这个时代的坚守和创造,对于整个当代儿童文学的生存和艺术经营而言,就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二
短篇的“短”同时构成了对于这样一种文本样式及其特质的限定和提示.“短”这一文本形态,决定了短篇创作的艺术难度.它要以“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精彩”的内容(胡适).在十分有限的文字空间里,一个短篇要吸引读者,往往需要在文本构架和语言表现方面经历比长篇更为集中、苛刻的锻造和淬炼过程.
在2009年度的儿童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们对于这样一种短篇故事艺术的持续而又自觉的实践.彭学军的《十一岁的雨季》、周锐的《死党换鞋记》、张晓玲的《室内游戏》,截取校园生活的“横断面”来表现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特殊、敏感的心理和情绪体验,它们对于这些“横断面”的抓取、放大、渲染和有深度的呈现,使短小的作品充满了紧绷的张力.一向以细腻、优雅的散文化叙事见长的彭学军,在《十一岁的雨季》中以一种非常漂亮的姿态,展示了她在密实的、富于戏剧性的小说情节编织方面的才华.作家周锐近年来创作了不少轻捷幽默的童话,在《死党换鞋记》中,他的笔触仍然是幽默的,但藏在每一个小细节背后的真诚的少年情谊,让这些幽默的文字变得有重量起来.《室内游戏》在形式上借鉴了一种近于意识流的手法,它记录了少年的生活现实,也写出了处于敏感期的少年的一种精神现实.同样是关乎少年成长的故事,翌平的《猫王》和高勤的《我帮老爸找媳妇》在叙事视角安排、叙事声音设置方面,呈现出某些引人注目的独特的面貌.《猫王》从少年的视角来叙述一只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猫的故事.作品中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不仅仅是对立那么简单.作品以紧凑、曲折的悬念和情节设置,在虚实相间的小说叙事中演绎了一个关乎心灵和成长的故事.《我帮老爸找媳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它以少年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而是“我”的叙述声音所呈现出的一种十分有别于一般少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的特征.这个叙述声音一面努力经营着一种与少年身份并不相符的成熟,一面又时时泄露着主人公的少年稚气,在文本中,这两种感觉如此奇特而又自然地交会在一起,使少年的形象显得独特、真实而又立体.小说以典型地代表了当代都市少年精神气质的喜剧叙事来讲述一个带着酸涩味儿的幸福故事,有一种“含泪的微笑”的意味.上述这些作品在保持某些高度的同时,也普遍把“可读性”搁回了少年小说艺术本身.它们使“短篇”在这一年度所展开的叙事艺术探求及其在短篇写作技术上的身手,看上去颇为劲健而活跃.
作为近年来短篇儿童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门类,乡土题材的儿童小说在本年度仍然引人注目.包括舒辉波的《王老师》、曾小春的《哑树》、吴洲星的《紫云英》、邓湘子的《白烟青烟》、吕清温的《刘老歪与梁上燕》等作品在内的一批儿童小说,以一种同时结合了现实书写与浪漫表现的叙事手法,编织着既充满艰辛也充满温情的乡土的想象.比较之下,杨保中的《滑稽老头与偷蜜蜂的小熊猫》、余雷的《过十二栏杆》、黑鹤的《冰层之下》等小说,它们所展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因乡村而得到命名的“乡土”,而更体现为一种以展示地方风景、风俗、人事的“奇”或“趣”为特色的地域乡土文学.这些作品特别看重故事悬念的设置和故事趣味的编织,从而丰富了少年乡土小说的叙事技法和美学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归入选本报告文学部分的《一个人的山路》(杨老黑),如果不考虑作品内容的真实性,仅从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方式来看,事实上更像是一则童话体的乡土题材小说.作品以一匹邮马的视角,来叙述四川凉山山区马班邮员王顺友在山区行路艰难、条件恶劣的邮递工作岗位上所作出的朴素、踏实的奉献.作者所做的这样一种跨体裁的创作尝试,使得对于作品性质的判定不再显得那么重要,而是更容易引发我们关于现实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跨体裁创作的一些思考.
有关乡土的命题在这一年度的儿童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展开和诠释.龙章辉的《鸟语》、海若的《连吃带玩的童年》、党兴昶的《乡野童年》等散文,或者以童年回忆的手法,或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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