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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当下文艺批评队伍的阵容,无疑要数学院派最为壮观.跟他们比起来,其他领域从事批评的人员,大概只能算“散兵游勇”了.但就如我们常常说“大国”未必是“强国”一样,人数众多也并不等于发出的声音最洪亮、最有力.甚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文学作品职称论文撰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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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但大多数学院派研究人员都在从事着生产批评“垃圾食品”的勾当.他们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因为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才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那些硕、博研究生,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业证书.此举被圈内人形象地称之为“挣工分”.而这些用来“挣工分”的论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符合这个规范才能顺利通行.这个类似新八股的“规范”,我也说不清楚.但在微信上,有人以“红烧肉”为研究对象,道出了如何写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程式.限于篇幅,这里只引录关于“红烧肉”博士论文的写作要求:
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
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
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的肉质的区分和作用;
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革命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
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想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请注意收藏此博士论文的写作秘籍.不过遗漏此收藏也不要紧,导师自然会按照此程式给予精心指导.可以想见,按照此规则培养出来的批评家,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来.他们最擅长的一是把不痛不痒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似乎里面深藏着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诸如“楚王为何爱细腰”、“唐代为何崇肥美”等等;其次是,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复杂化.诸如“吃饭”,那不叫“吃饭”,学院化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取体内各器官运转需要而进行的营养补给等”,“睡觉”也不叫“睡觉”,而应该说成是“人为了恢复肌体疲劳而必须进行的除了心脏和呼吸不能停止的阶段性休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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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些博士论文,我才明白了,学院派的批评为何缺少灵性,缺少真性情,缺少真知灼见,缺少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基本能力.那种概念的缠绕、论证的繁复、文字的佶屈聱牙,似乎不在乎向你说明什么,而是要检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持清醒头脑的持久耐力.
有大学教授透露,现在很多文科学生,似乎对阅读文学作品原著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无意于培育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而是习惯把各种二手研究专著找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进行综合,批量炮制论文或应对考试.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一旦养成,指望他们写出有自己独到艺术感觉的批评文章来,也就无异痴人说梦了.他们的判断,大多源自别人的判断,他们嚼的大多是别人嚼过的馍.他们倒卖的“二手货”,再往前一步,则成了近乎抄袭的“贴牌货”,却鲜有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己之言者.
“偏见”与“偏见”的撞击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再进一步深究,他还是“阿拉上海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钟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个字都“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做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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