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历史有关学术论文的撰写,关于提倡自由鼓励学术争鸣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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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探索与争鸣》创刊２０周年庆祝活动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社联）六楼会议厅隆重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及学术界、出版界等方面的专家学者１００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探索与争鸣》２０年的创业历程,并商讨《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宏图大业.

上午的会议由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何继良出席了纪念活动.他首先转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对《探索与争鸣》２０周年刊庆的祝贺.他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起从理论上回应“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责任,我们的学术理论期刊要关注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主动承担起那些优秀成果的发表重任.最后,何秘书长对《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希望杂志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自己的特色,履行好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在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和切磋、鼓励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以及鼓励首创精神和学术研讨等方面,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探索与争鸣》主编潘立明在会上回顾了杂志２０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刊物的优势、特色、社会影响及工作思路、奋斗目标,指出,坚持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评析,坚持在正确导向下“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注重选题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形成了覆盖全国、具有学科交叉研究能力的作者队伍,是《探索与争鸣》２０年来所形成的办刊特色.

在上午的活动中,俞吾金、邓伟志、葛剑雄、陈卫平、王家范等著名学者就学术研究的探索性与争鸣性纷纷发表了感言.活动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探索与争鸣》取得的成绩,并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建立必要的张力”的发言.在他看来,虽然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下,但我们在学术上仍有一种滞后的倾向,可以把它称之为开放状态下的“自说自话”.一方面,经常见诸于大众传媒的所谓“零的突破”、“填补空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表达方式,这些都可能是在没有得到认可的前提下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状态下,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引入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国外理论和观点,在对这些理论观点本身缺乏细密性考察的前提下,实际上还是在“自说自话”.而要走出“自说自话”的时代,非常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深厚的批判意识.而后俞教授以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和学术关切为契入点展开论述.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探索与争鸣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以此推动我们的学术往前发展,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争鸣是探索的一个存在形式.探索是探索新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而要取得合理有效的探索结果,一定要以争鸣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没有争鸣、没有交锋则不会使主题深化.另一方面,探索要成为争鸣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学术争鸣不以重大的、探索性的问题作为引导,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那种经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争鸣模式中去.就学术发展而言,就是要在“双百方针”和学术规范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任何学术得以发展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客观规律,而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取得有效的学术成果,其前提就是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需要区分两种学术规范,即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和实质性的学术规范,而较之于形式上的学术规范,我们更应强调一种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包含以下内容：在排除了作为教材等目的的前提下,任何被称为学术产品、学术成果的存在体,都必须比同时代人和前人在同一个问题上提供更具实质性的、新的东西.总之,作为内涵的“双百方针”应该与作为形式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实质性的学术规范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学术争鸣与探索变得更为有效,更为合理,能够向纵深方向发展.就学术关切而言,应该在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尊重学科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在遵循学科独立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同时,也要关切重大现实问题,把这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

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回顾了他与《探索与争鸣》近２０年的深厚友情,高度评价了杂志的办刊风格.他指出,《探索与争鸣》重视学术、藐视权术,推动学派、反对宗派；作为理论刊物,她是起而论道,而不是坐而论道；她关注现实,近距离提出问题,深层次阐明理论.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以“真出乎争”为题,展开对“争鸣”之真义的探讨.通过对诸如王安石变法、圆明园规划、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以及明朝的“倭寇”等众多争论的反思和剖析,葛教授深刻地指出,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只有充分地争鸣,才能准确地认识真理.争鸣能否正常进行与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能否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只能从历史留存的资料中去获取,问题是当一些资料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已无“秘密”可言时,仍用种种不同的“密级”加以封闭,无疑不利于“以事实为根据”的争鸣.

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以“不争鸣与真理”为主题的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不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重要途径.陈教授首先质疑了“真理愈辨愈明、愈辨愈清”的传统说法,在他看来,有时原本是真理的认识经由争论反而会变得不清晰.其理由有以下四点：１、就不争论与争论而言,所谓的争鸣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很难辨别真、假问题,因而在我们争论之前,不争论是必要的,或者说不争论才能使真问题得以呈现、使争论有意义.２、就不争论与意见分歧而言,意见不同于真理,它有真假之分,要经历事后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加以辨明,真理都是事后意见.由此也可见不争论的必要性.３、就不争论与话语权而言,在争论中,道理充分者,就能说服人,其所讲的话也被认为是真理.但其实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这里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道理充分者,往往是话语权上的强势者,反之亦然.强调不争论,是为了先把这种话语的强势权加以搁置,让弱势者逐渐获得话语权,这时的争论才是旗鼓相当的.４、就不争论和真理观的修正问题而言,现代西方哲学修正了传统的、强调通过争论就可以达成统一认识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多元的.虽然这种新的真理观并不能解答多元的价值观如何进行沟通等问题,但其合理性在于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自己在争论中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是永恒真理的代表.

如何写二战历史一篇好的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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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通过反思“回归中国”以及“复兴国学”等学术动向,强调在文化研究领域应摒弃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在警惕一种“翻烧饼”式的反思方式的同时,更应强调一种“年轮”式的反思方式,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学术研究上从一端跳向另一端、搞重复劳动.

之后,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曹培章高度评价了《探索与争鸣》２０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探索与争鸣》在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能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营造一种民主探讨、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在上午会议的总结中,对《探索与争鸣》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努力贯彻好党的“双百方针”；二、要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三、继续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四、要树立奉献意识.

下午的演讲专场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刊业中心主任张勇主持,华民、余伟民、丁钢、葛红兵等著名学者向来自全市各高校的２００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学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热烈、深入.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以“建构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路径分析”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构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华教授指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条,首先它必须是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最好是世界本位货币国家,而所在的城市首先应该是国内金融中心；充分条件则是,所在城市应该有比较优越的区位优势.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以及金融不开放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对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选择适合的路径,在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则在全面反思现代大学使命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场所,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是一个国家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阵地.而现代大学的技术转让只是其副产品,并不是其发展的中心任务.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高度重视,我国也应建立与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相关的学术群体、研究中心以及研发创新平台.为此,我们首先要彻底改变教育投资的方式.因为现今的教育投资方式问题很多,存在着将国家财政变为校长财政、把校长财政变为“洒胡椒面”式财政的倾向.其次,我们也要关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