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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一书,在一些人看来,为一本颇具“争议”的学术著作,是耶非耶?值得一评.

有争议方显其神

陈炯明是民国时期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亦是历来颇具争议的重要角色.比如,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是否“投机革命”?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是否“逃跑”?于民国初年督粤之布政是否得当?他对广东“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何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走南洋是否另树一帜?漳州之治是否自治“示范”之举?回粤驱桂可另有隐衷?北伐失败归因何在?其联省自治主张属何等旗号?1922年“六·一六兵变”应作如何评说?孙、陈分歧归因何是?陈氏与中共、共产国际（俄共）的关系怎样?上述举凡疑问为陈炯明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争议空间.

传主的事功本身存在争议,学者见仁见智,乃至“众说纷纭”,实属正常.

中国近代是一个瞬间万变的年代,近代中国史册是一本精彩纷呈的读物：列强豆剖瓜分,政权走马频仍,军阀为患一方,民众生灵涂炭；中西思潮交汇,新旧理念兼容.有人行尸走肉,有人振臂为雄.衮衮精英与芸芸普罗,行色匆匆,风采种种.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就是调适心态去适应时代的变奏.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志士,探索与困惑同行,新知与失利相伴,成功有如昙花即逝,苦痛却是常态常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炯明,他们都是探索路上的筚路蓝缕者,对于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态、理性的情怀.有如龚自珍所赋诗：“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道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陈炯明比研究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又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旗帜成为时代的正统和主流意识,加之蒋介石又渗入了个人的“动机”,从中“推波助澜”,一切核心价值评判均以孙中山的“标尺”为取向,非此即彼,以至在陈炯明的评价问题上呈现出一边倒,甚至绝对化、僵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阐明除了反动派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确定了“基调”,因之,对陈氏的评价也基本上难以突破“铁定”的藩篱.虽然偶有学人作过某些微观的探索,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却不足以“左右”成见.

前述之学术背景,加上对有关陈炯明的史料挖掘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了解陈炯明往往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依据）,更谈不上对旁及史料的关注和有效利用,以至关于陈炯明的学术研究,缺乏“原生态”史料的支撑,很难论争起来,更难实事求是.几十年来,基本上沿袭成说,或者避而远之,这是可以理解的.

耐争议始见其真

20世纪末叶以来,陈炯明的研究可谓枯树逢春,此间应该衷心感谢几位有心人——如果说,囿于史料的阙如,20世纪90年代前对陈氏的争议泛于一说之天马行空,那么,随着《陈炯明集》（1998年版）、《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2003年版）的问世,此后的争议便是学术态度的分野,或者说是学术素养之分水,这一领地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对陈氏的研究经已与现实政治无关,也不涉及到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学人可取心平气和的态度,科学理性的思辨,实事求是的学风,秉笔信史,功罪千秋.

对陈炯明的评价,关键在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尤须指出,陈炯明不是“完人”；同样的道理,孙中山也不是神.对孙陈关系的学术探究,理应以事实之是者是之,以事实之非者非之.具体而言,孙陈关系的研究,尤须遵循如下原则：（一）不以孙陈的是非为是非,应视二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时展和人群需要；（二）于复杂纷繁的社会氛围中,理想相同或相近而所择之方式、步骤各异乃属正常现象；（三）孙陈矛盾可否视为进步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四）孙陈两者的分裂主要是政治主张上的分歧,似乎不能无限上纲到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可视为一次‘政治震慑’的‘极端’手段）.

治史不能曲学阿世,学术当避无米之炊.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和矛盾性,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为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君不见,昔日黄兴、章炳麟等人与孙中山都曾各执己见,一度形同水火,但事后释嫌握手,又何尝不仍然是同道?孙陈关系也确实有“惊人相似”之处,直至孙中山辞世前,不断有好心人士居间调停,这说明孙陈间还是存在着和好与合作的基础.而且孙陈两人的书信中亦均表示愿意和好,只不过是,孙氏坚持要陈氏写一纸悔过书,而陈氏则决意不从,终至神离貌亦不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要之,《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其所辑之论文可以说是对过往成说的一种“颠覆”,这种“颠覆”完全由扎实的史料基础而构建——作者均是《陈炯明集》和《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的编著者.这里,姑且把他们的学术观点视作“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决不是异端歧说、洪水猛兽,它对于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触发学者的探索思维,引牵对孙、陈关系及其被受争议问题的学术争鸣,深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动广东地方史、中国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谨以陈炯明联省自治（联治主义）为例,著者展示的学术观点便见莫衷一是、歧异纷呈、一派百家争鸣之景象,既表现了作者对联省自治评论的整体把握,又反映了著者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既给学人丰富多彩的争议画面,又揭示了对拓展陈氏联治研究的导向.

研究联省自治运动,必须对它作一个整体的把握.它的总体样态呈现为：1921年联治运动达到高潮时,大多数舆论都倾向于支持肯定；一俟联治运动处于四处碰壁并以失败告终后,人们开始检讨运动之得失与因由,对其认识渐趋理性,但分歧也随之增加,近年来更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们批评陈炯明的联治主义,多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的动机、目的及其实际效果来评论,进而全盘否定联省自治. 持否定意见者有：《陈炯明叛国史》的作者认为,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为的是以粤省人治粤省人.他以“海丰以外无天地,海丰以外无人才”为幌子,举用的大多都是海丰人,从而抨击陈氏倡导联省自治既排斥外省外府人,也容不下海丰以外的本省人. 与陈炯明同时代的吴稚晖指出：陈氏谋求联省自治和建设广东为模范省,谋的是“一隅之自治”,甚至把广东视作“惠州人之广东”,而不愿“辟广东以外之世界”. 联省自治运动的亲历者李剑农则从广义上作了客观的评价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