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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文学评论》杂志社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5月25―26日在昆明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京、沪、滇著名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就“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
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文化比较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旧的文艺理论框架已不再适应时展的要求,它已经无法涵纳当代所有的文艺现象,所以近20年来一直强调文艺理论的更新问题,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文艺学学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疑问:文化研究是否会取代文艺研究?钱中文教授认为,文化研究并不能取代文艺研究,而文艺研究也不能忽视文化研究的存在;文艺研究既要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同时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90年代末“文化诗学”概念的提出,就是学者们力图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张文勋教授赞同此观点.他认为,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在保持文艺研究的独特性的前提下,文艺研究必须跳出纯文本、纯文艺、纯审美的研究,要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艺问题,这样才会给传统的文艺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罗钢教授也对此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文艺学是一门学科,而文化研究则是反学科的.对文艺学而言,反学科意识十分重要,它既能使我们对文艺学本身的建构历史进行反思,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强调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为文艺研究开创新的天地.党圣元教授认为,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考证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现实发展同步的问题,它揭示出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的论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研究的新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提出“文化研究会不会取代审美研究”之类的问题,对中国文艺理论的走向关系重大.
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文化研究是否超出了文艺研究的范围?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到底怎么样?二、文化研究从其本质上来看,是否就是一种原来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外部研究?他在阐释中把文化研究分为两类: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以文学为对象,但却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当代形态;二、无法纳入到严格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围之中的文化研究,如对广场、超级市场及民族村之类的研究.陶东风教授同时认为,这两类文化研究有其相通之处,即跨学科性、批判性、实践性等,它们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它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关于文化、经济、意识、存在的二元模式,而具备了全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文化研究对宏大叙事的置疑,使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抛弃了传统文艺学所持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的阶级还原论,对文艺在确定人的身份认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第三,文化研究对我们思考文学的本质开启了一种批判性的视野,它解构了文学本质的神话;第四,文化研究所作的使文学、审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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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有人提出“文化全球化”、“文化一体化”乃至“文学全球化”、“文学一体化”等观点.但是,文化、文学怎样全球化、一体化?又怎样看待反全球化、一体化?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既然全球化的潮流与趋势不可阻挡,那我们就再不能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自我封闭,而应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它;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规则都是强势国家借助经济优势而制定的,弱势国家不得不参与和遵守.因此,对“文化全球化”、“文学全球化”等观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文化问题上不要轻言接轨.汪涌豪教授对此问题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化全球化首先要对文化的主体立场进行探讨,对文化拥有者的立场进行审视,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化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全球化,而不是借全球化来达到某种目的;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只有与本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接轨,才能与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接轨从而走向全球化.汪涌豪教授的最后一个观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建立新的文艺理论形态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问题.党圣元教授在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