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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1日至12日,为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80周年,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2010年理事会”在湖南长沙隆重召开,70余名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刊物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凌宇等出席了开幕式.大会开幕式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郁主持,刘湘溶代表东道主对莅临会议的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问候,杨义致大会开幕辞.研讨会共进行了4场学术报告,20余位代表作了主题发言,张梦阳、王锡荣、宋益乔、刘玉凯、何锡章、郑家健、陈国恩、王晓初等分别主持了大会学术报告.会议围绕鲁迅与“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研究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三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鲁迅与‘左联”这一深邃而复杂的话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探讨价值,它不仅关联着对于鲁迅的深入评价,而且涉及着“左联”成立前后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境遇.长期以来,学界围绕这一命题,或视鲁迅与左联为一体,或强调二者的分歧、矛盾甚至背离,近来更强调鲁迅作为“同路人”而非以前所强调的“同志”.与会代表的发言就置身在学界这样一个已有的话语评价系统中,彼此之间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思想交锋和沟通.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开幕词结束后,就“鲁迅与‘左联”’这一学术话题于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研究视域内进行了探究和诠释.杨义指出,鲁迅既是一个复合体,又是一个动态体,代表一个西化的时代,又有本土的特质,具有现代性与中国特色,因而鲁迅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接纳和融汇当代世界变化出现的新命题.他还认为,左联研究与文学的现代性、鲁迅研究与现代国学和鲁迅的文学翻译及对文学本质的追问等,将是鲁迅研究的基本方向,也为本次会议定了学术基调和研究立场.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以“左翼”、“左翼文本”“鲁迅与左联”等三个关 键 词 为立足点对传统的学术成见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诘问和辩驳,以期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他结合国内外学界和学人对于“左翼”的不同理解,认为学界既有的将左翼特点概括为“反帝、反封、救亡,作品有强烈的批判性”是不准确的,进而树立了在20世纪30年代不同区域判别左、中、右的标准,在国际上主要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主要看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指出凡是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体制外批判的作家可称为左翼.对于左翼文本的分析,他结合鲁迅对于《孩儿塔》的评价,反思了学界对于左翼文本的理解偏差,认为如果要想准确评价左联时期的创作得失,不能以“左翼文本”、“非左翼文本”来区分作品的文野高低,而应以左翼作家左联时期的作品为依据,既不要提前,也不要延后,左联作家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则从地域、社团、流派等角度区分较为合适.而对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更需要深入研究,认为当下学界对左联后期鲁迅跟中共关系作简单化的概括,与错综复杂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因为鲁迅不但有个体意识,而且还有一种为人所忽略的群体意识.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对左联的“左”、历史上的“左”与“右”、以及左联的功过与命名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在“左联”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二律背反”的评价现象,反思和重评了左联的历史地位,认为左联的历史功绩在于引导正气,掌控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其过失和历史局限则在于其过左意识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因此,今人对于左联的得失,既不可盲目尊崇,全盘接受,而应客观看待,理性分析,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方为良策.张中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置身于“鲁迅给左联带来了什么”与“左联给鲁迅带来了什么”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纠葛的问题场域中,以详细史料、历史意识与理性态度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梳理和解读,认为鲁迅对于左联来说至少有五种意义:一是体现了左联的包容性.鲁迅曾经是革命文学的同路人,后来参与左联的筹备并担任左联常务委员,他还推荐郁达夫加入左联,这表明左联并非清一色的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左翼旗帜下的作家联合体,其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呈现出多元性.后来郁达夫被除名.反映出左联始终存在着杂色与单色、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二是有利于左联在文坛上地位的巩固.左联固然集结了一批作家,但也有大批作家没有加入左联,自由主义作家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民主主义作家有老台、巴金、李劫人、曹禺、臧克家等,鲁迅加入左联有利于左联在文坛上的地位的巩固.三是鲁迅对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鲁迅又对年轻人予以热情扶持,因而有利于左翼文学队伍的壮大.四是鲁迅为左联提供了内部的清醒声音.鲁迅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洞察力与强烈的责任感,这使得他每每能够预见和发现左联的问题,及时提醒与批评,促进左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五是鲁迅左联时期的创作、翻译与出版等,是左联文学多样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左联”的生存环境中,鲁迅也品尝了虽为“盟主”而实被架空的苦恼,这也加重了鲁迅对政党政治的失望,有利于其反思政党与其他团体、政府的问题,对政党政治由观望走向了失望,这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更加人性化的研究视野.黄健(浙江大学)则强调回到文本本身、历史情境来审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的重读之中他详尽而独特地探究了鲁迅讲话的真实意图,不只是对于以往不同意见者的单纯批评,而是要使新成立的“左联”真正具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鲁迅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透彻了解,认为“左翼”话语的构建,固然需要激进的变革态度、方式,也需要“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的精神,但在策略上、方法上则需要“韧性”的精神.这就是说,“左翼”话语不应是一种标语口号,不是一种空泛的呐喊,而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话语权利的建构,其内核具有鲜明的思想、观念、意识乃至人格的意蕴和涵义,其独特性仍然是要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推动思想文化启蒙的纵深发展.龙永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不同论者关于左联利用鲁迅或鲁迅屈服、投降左联的激烈交锋语境中,从鲁迅后期的主体生存境遇出发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予以了新的诠释,认为鲁迅结盟“左联”是拓展其社会性生存界面与实现群体相与之需要,因为鲁迅将自我不断推向新的“时代”,但其整合“启蒙”与“革命”意图无法实现,于是只能在团体边缘践行责任伦理,“左联”生存让鲁迅思想陷入了新的错耦与无法进行整合状态.蒋於缉(长春理工大学)则跳出传统政治哲学和阶级斗争的藩篱,从理念、方式和性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鲁迅与“左联”之间契合与分歧的三个主要表现.在思想上,既有理想的契合,也有理念的差异,在行动上,既有目标的一致性,也有方式的根本差别,在情感上,因与左联某些成员的性格、修养及观念的差异,造成了性格冲突的表象.当然,这些表现 是互相作用、互相转换、互因互克、不断变易的,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刘玉凯(河北大学)指出鲁迅并不是外在于“左联”的特殊作家.对于“左联”,其始于热情支持,终于冷却失望.鲁迅既失望于左联队伍的空幻幼稚,更失望于左联领导团体中一些人的极左思潮.总之,鲁迅对于“左联”的批评,不是因为个人之间矛盾,对于后人有着永久的启示意义.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鲁迅与“左联”青年为实证材料,从地缘文化网络和人脉关系认同角度出发思考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敏锐意识到在现代城市文化的建设中,完全可以从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一种重新理解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新途径.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认为鲁迅的“左翼”化一直是文化史上关注的问题,进而在鲁迅的杂文世界中不断穿梭,敏锐地发现鲁迅的左翼文化选择,是一种自觉走向底层民众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导方向,并中肯地肯定了鲁迅前后期在“象牙塔”和“十字街头”之间抉择的一贯性.

与会学者对左翼文学的特性、价值和意义也进行了周密分析和深入透视,对无产阶级文学展开了科学评价和理性反思.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立足于比较的视角,认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两者之间不仅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其关联主要体现在作家创作主体的双重性、思想主张的相通性与艺术形式的一致性三个方面.程致中(安徽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以崇高的声音记录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以昂扬的姿态参与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强劲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思想启蒙热情,提出时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而拷问那个时代个体生存境况如何.左翼文学以骨肉相连的感情表现出底层社会的血泪人生,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奔走呼号.正是“取下假面”,直面人生这点上,左翼文学对于发展、繁荣今天的文学事业,具有弥足珍贵的资源性意义.它在诞生初期暴露出来的幼稚病,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借鉴.鲁迅与同时代人以及后来人的精神解析,不仅是建构鲁迅精神谱系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建新文学传统的重要资源.吴康(湖南师范大学)在生存论的视野之中,基于鲁迅的杂文书写和上海境遇,从生存现象学层面对1928年前后的杂文文本展开阅读,认为鲁迅面对一种新的权利和新的权势话语的所思、所想、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