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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与时代风气、政治环境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状态和关系既是一个显著的学术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学术文化问题.地域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经常带有这种意味深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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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状态、处境和影响也总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传统的学术政治观念息息相关,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着人文社会学术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在枯木逢春、百废待兴的文化氛围中,在学术界如饥似渴、争分夺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岭南文化研究曾出现过一次繁荣发展的机会,也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有一些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并有可能取得一席学术史地位.但是,随着90年代初发生的那次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重大转向及其造成的深远影响,岭南文化研究逐渐失去了繁荣发展的动力,仿佛进入了一个有气无力、似断似续的休眠期一般.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左右,到新旧世纪之交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学术文化界在反思回顾、瞭望前瞻共生的语境下又一次兴起了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其中当然包括岭南文化的研究,而且由于岭南地区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具有的独特地位,岭南文化研究仍然处于相当活跃、备受关注、颇有影响的状态之中.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一般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地方专学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具有学术史意味的,反映了纯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现实文化关怀相统一的通达观念,也反映了学术与文化发展的必然.从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建设发展和岭南社会文化变革对相关学术文化领域提出的更高要求来看,有必要强调建设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使之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的道路.因此,提出和构建“岭南学”,就是在反思总结以往的岭南文化及相关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怀有新的学术视野和更高的学术期待,将一般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研究提升到新的学术层面的一种努力,是岭南文化研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学术史反思之后进行新探索、寻求新发展的一种表征,也是学术研究逻辑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的共同期待.
从近代以来产生于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经常是在西方学术理念和学科分类观念、知识体系的影响之下,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某些活跃因素,在二者相互冲突、激发、融会、共生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学术构想并逐渐进行具有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构建.也就是说,西方的学术观念只有在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接触、交融过程中才可能获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学术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包括岭南文化研究在内的地域文化研究也面临着深化发展、持续进步的任务,也应当在理论构建、实践应用、思想内涵、文化价值等方面做出思考和尝试,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保持其学术品格和现实文化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就岭南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未来文化进程、建设目标的角度而论,提出“岭南学”的学术概念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建构的各种努力,不仅是适时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可以说反映了学术发展与文化进程某种必然性.
“岭南学”的提出,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和逻辑进程.现代学术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新学科;一是学科交叉融通综合,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而这两种变化路径恰恰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和外在世界认识的不同方向,二者构成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相互相成关系.总体来看,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势既在一些方面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异,又在一些方面与之相同.但无论如何,有着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的学科概念的提出,往往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被开拓和认同的起点,也往往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和逻辑进程.
明代广东新会哲学家、理学家陈献章即已表现出明显的岭南意识,而明末清初广东番禺的学者、文学家屈大均则以《广东新语》、《广东文选》等著作标明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历史意味的岭南精神.20世纪初以来,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多位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不仅表现出更加明晰、更加紧迫的岭南意识,甚至明确提出了“岭学”、“南学”、“粤学”等具有深刻学术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构想,梁启超、黄节、陈寅恪、岑仲勉、冼玉清、陈垣、罗香林、李沧萍、詹安泰、吴天任等都曾对岭南或广东的地域文化问题予以不同形式的关注.除这些岭南籍学者或寓居岭南的学者外,刘师培、汪辟疆等也曾对岭南予以特别的关注.近现代以来,几代学者一直不懈探索并呼唤“岭南学”这一地域性专学的成立.因此,“岭南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就具有这样的标志性意义.
“岭南学”的提出,反映了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进展与内在要求.在广阔丰富的中国文化格局中,岭南地区一向具有显著的特质.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作于1902年的长篇论文《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就有过充分的论述.他指出:“中国为天然一统之地,固也.然以政治地理论细校之,其稍具独立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此二地者,其利害常稍异于中原.粤,西江流域也.黄河、扬子江开化既久,华实灿烂;而吾粤乃今始萌芽,故数千年来未有大关系于中原.虽然,粤人者,中国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语异,其习尚异.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华也,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而支流之纷错过之.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卒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又说:“广东自秦、汉以来,即号称一大都会,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虽然,其以私人资格与外人交涉太多,其黠劣者,或不免媚外倚赖之性.”岭南人也一向在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进行着颇有文化史意味的选择.这一点,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政治变革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经常处于时代变革前沿的岭南地区,不仅有必要对自己的文化形态、文化精神进行深入清醒的反思,而且应当对丰富的文化体验、思想经验进行学理认识和学术总结,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与发展贡献应有的思想成果.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以比较清晰的文化学术观念进行岭南文化研究,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屈大均是第一个重要标志;而近现代以来多位著名学者的思想倡导和学术践行,使岭南文化研究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尽管几十年来的岭南文化研究如同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多个领域一样,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但是总体上还是在向着前进的方向发展.近年岭南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一些地域性专学的倡导和探索,这实际上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趋势.“岭南学”概念的提出同样反映了这种趋势,而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岭南学研究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相呼应,共同昭示着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深度自觉.继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出现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之后,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明显复兴并深刻影响着多个领域的学术进展.具有长久学术积累、特殊学术价值和显著学术影响的岭南文化研究,也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岭南学概念的提出就及时反映了这种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地域文化与人文学术研究寻求突破、深入发展的学术化体现,也是岭南文化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和学术价值充分彰显的突破口与生长点.
“岭南学”的提出,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相呼应,共同昭示着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的自觉.在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化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近现代以来我国人文学术领域多有以“学”命名者:有专家之学,如许学、郦学;有专书之学,如选学、红学;有以时代为名之学,如汉学、宋学;有以范围命名之学,如甲骨学、敦煌学.欧美国家的研究者还有将研究中国的学问统称中国学或汉学者,甚至有直接把研究亚洲的学问统名东方学者.这实际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学术概念、学科发展与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的一个普遍方向,也是一种具有学术思想意义的表达方式.
从地域文化研究基本发展趋势和主要学术意图来看,近年来的多个地域文化研究领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体上继续向着深化、细化、创新、变革的方向努力.继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兴起的多个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和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研究热潮之后,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有明显的再兴之势,而且朝着更加细致充分、更加深入广泛的方面发展,各种“文化”研究层出不穷,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三晋文化、八闽文化、关东文化等,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借鉴和仿效其他学科的概念表述、命名习惯,以各种“学”为名者也逐渐增多,如徽学、闽学、楚学、湘学、蜀学、晋学、桂学、上海学、北京学等已被正式提出并产生了明显的学术文化影响,其中有的还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语境下,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文化形态、深邃的文化精神,并对中国历史进程做出了独特而且重要贡献的岭南,不应该无动于衷,也不应该无所作为.因而,“岭南学”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阐述和建设实践,就具有了与上述诸“学”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同样是地域文化与学术寻求突破、深入发展的愿望的集中体现.
“岭南学”的提出,与当下的文化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相一致,具有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人文学术总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以学术的方式参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文化的呈现方式总是真切的,文化建设的历程也总是具体的.地域文化研究经常以比较中观、比较明显的方式直接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从而对整体文化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富于地方特色和学理依据的人文学术的支撑.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缺少了丰富文化品格、深厚文化底蕴的时代精神总是苍白无力、不能持久的,人文学术正是以其无用之大用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做出不可或缺、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