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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学霸

好学是“新三届”人的一点共性,好学也是“新三届”获得学习机会的原因,在多年的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知青点的旧屋里复习功课,必须下很多的苦功夫.

《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神奇的图书,是“新三届”学生眼中的圣典.在《上海出版志》上,对这套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是7395万册,这个数字是当下畅销书《盗墓笔记》的3倍多.

1977年的秋天,高考即将开始,但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可用的教科书,中学教科书是《工基》和《农基》两本,和高考要考的数理化完全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最好的参考书,很多人到废品收购站去淘这本书,回收人员也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叫价叫到七毛一本.

出版社也希望尽快再版,但是这套书的纸型已经在“文革”中被毁,必须重新捡铅字,在印刷厂师傅加班加点的努力下,在高考前一个月,第一本《代数1》成功出版.按照当时师傅们的说法,连轴转的加班心甘情愿,因为“谁家还没个知青啊!”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曾经收到一个监狱中青年的求书信,为此他把最后一套样书寄给了他.

尽管只有一本书,尽管只有一个月,但在很多人数学成绩都是个位数也考上了大学的1977年,这本书不啻于一本增加竞争力的核武器.到1978级考试时,这本书已经出满了全套.

这套书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被分到通往各地的邮政车上,送到如饥似渴求学的青年们手中.有托亲戚买的,有没钱买干脆用手抄的,这套书还一度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黄牛——加价拿书.

如何撰写论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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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黑暗的十年浩劫之后,还能够迅速恢复学习并且取得好成绩的人,一定都是保持了学习习惯、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及能够坐得住、耐得住寂寞的人.像李克强从小在省文史馆大院当中长大,马凯下过干校劳动,之前是中学老师,李源潮、袁贵仁是中学老师,李斌是教育学院教师.

“新三届”的人们也把好学的风气带进了大学.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学习风气浓厚,学习强度也很大,同时公派出国也逐渐出现,和过去讲政治上可靠相比,更多地提到了“外语好”的要求,很多人都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1963年出版的《许国璋英语》成了很多人难得的自学教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习热,自“新三届”始,至少热了十年.

“新三届”也是最早开始“终身学习”的一批人,很多人都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后读大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校园去攻读更高的学位或在职学习,比如国务委员王勇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后来又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外交部部长王毅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后来又获得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审计署署长刘家义毕业于四川省财政学校财政专业（专科）,但是后来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财政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本人也是坚持在职学习,在职获得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救急的天使

在发表于《南都学坛》的一篇题为《新三届——跨世纪的栋梁》（作者韩雁群）的文章中曾经把“新三届”描绘为“落尘的精英,救急的天使”.

“新三届”在校园内刻苦读书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打开国门,国际贸易、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各行业都面临着渴求人才的局面.

和今天无数高考排名指南、大学排行榜每年公布的局面相比,那个时代的大学填报有点近乎单纯——有些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往往考虑在家门口学习,因此一些很出色的学生流入了地方院校.

李克强在回忆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曾经说,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当地的一所师范大学,因为“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

类似的曾因把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改成《不称职的父亲》而名噪一时的77级考生阎阳生,在回忆文章中追忆,填报志愿基本不考虑哪所院校、哪个系科合适,只挑离家近的、照顾家庭方便的学校填.

同样,那个时代的大学也没有双向选择这样的就业可能,而是统一分配,这使得很多地方单位留住了人才.当然,这样的工作关系并不稳定,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海、辞职、停薪留职”大潮中瓦解了很多.

幻灭、动摇、追求

“新三届”在毕业之初就面临不同道路的选择.

有些人担任公职,在体制内做事,有些人下海经商或者走上科技类的研究岗位.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个重要的岔道口,如果李克强没有听老师的挽留,和同学陶景洲一起出国留学,可能现在是一个大律师.潘石屹（1979年考上中专）如果没有从廊坊的中石油管道局辞职去海南做地产,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公司部门经理.

“新三届”大学毕业生中,进入党政机关的比例非常高.《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组织的关于“新三届”特质的大讨论当中,署名“萧费”的文章总结道：

“在一般人眼中,‘新三届’比当代大学毕业生要幸运得多.当时,为了尽快改变老中青、工农兵相结合的政权结构,完成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进入各级党政机关.

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政治热情.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改革政策的出台而激动不已；他们不厌其烦地游说自己的上级和同事,请他们相信改革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他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同时也为幻想着早日唱上改革的主角而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又一次迫使他们从梦境中醒来：并非所有的人都希冀改革并支持改革,因为任何改革都意味着一部分人权力和利益的丧失.这种恐惧形成巨大阻力,客观存在的利益阶层、等级秩序、论资排辈的做法,使他们的良好的愿望和美好的设想每每落空,滞留了他们对改革的热情.”

那个时代财富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而守着机关做基层干部的日子可谓相当清苦.陈佩斯曾经主演过一部喜剧《编外丈夫》,说的就是一位“新三届”局长在局被撤编之后,被迫下海摆摊、求人帮求职的困窘局面,学校里学的和机关里用的知识全无用处.最后陈佩斯的新工作很有戏剧性,他用插队时候在牧区练出来的好骑术,找到了一份马术俱乐部经理的工作.

文艺作品是高于生活的,各地机关撤编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把手自己找工作,但是作品歌颂的就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强大精神——那些虚的官僚主义气质被纷纷扔掉（局长扔掉了皮包、中山装、帽子和眼镜）,投入自由市场的怀抱,男人重新恢复了自己的野性和活力.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今天的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当中,都有着“新三届”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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