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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发了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为当时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今,这篇讲话的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仍情有独钟、持久不衰的情况下,理清其发表的来龙去脉,对从多角度研究该文献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具重要意义.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等”
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是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两年.日军疯狂地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加紧反共,制造了几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包围着边区,待机发动进攻,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延安当时物资稀缺,困难重重,却集中了来修养或学习的上万干部及成百的文学家、艺术家.这些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后,满腔热情地要用所熟悉的文艺专长为根据地人民做点事.其中一部分人能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写出了一些新鲜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一些人写的仍是过去的东西,演的是大城市里演的戏,和群众的要求结合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用资产阶级思想看待文艺工作,散布了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文艺工作不深入,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文艺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不好倾向也比较普遍.典型的是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前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队演了很多大戏,如《母亲》、《巡按》、《婚事》、《蜕变》、《日出》、《雷雨》、《北京人》等.演大戏在当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戏的内容群众不能接受,对文工团队有意见；一是敌后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舞台、服装、照明等设备均不能满足演出的需要.所以,尽管演这些戏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由于工农兵文化水平的限制和斗争生活的紧张,演大戏和群众的要求确实有很大的距离.
当时严酷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农村环境,给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产生了许多需要迅速加以解决的新矛盾,归根到底就是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这些人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没有得到解决.
除了上述社会大背景以外,座谈会的召开还有直接的动因.
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３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毛泽东看后大为生气,拍桌子质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批评报社.３月１５日《谷雨》杂志一卷四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３月１９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同时期各报刊还发表了一些被读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杂文.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有人提出了“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采取鲁迅对敌人的方式用杂文来讽刺革命）的口号.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盛极一时,影响与阻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深入宣传与到位落实”.
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等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皖南事变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萧军等人所住的后沟半山腰,拜访了萧军及艾青、罗烽、舒群等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们.后来应邀,他们又去毛泽东的住处,谈了很多问题.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１９４２年初,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４月份,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毛泽东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毛泽东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４月９日与１７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群、罗烽都曾收到.
４月间,毛泽东也修书一封给艾青,邀请商谈一些问题.见面后,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等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毛泽东担心自己讲话没人听,艾青说至少他自己是愿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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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也约请刘白羽（时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支部书记）谈话三次.刘白羽问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这又一次显示了他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的伟人风范.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起,在毛泽东、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毛泽东作的,合在一起发表后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让周扬和舒群草拟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柬发出邀请：“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因为博古每天要审阅报纸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每次到会,故辞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数会议他都参加.５月２３日作结论那天,他还亲自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听.
５月２日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方面的工作者１００多人.当毛泽东和任弼时、洛甫、凯丰等进入会场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含笑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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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６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整天讨论,主要是文艺工作者发表意见,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到会并认真听取大家意见.欧阳山根据前方部队与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需要,呼吁文艺家到前方到群众中去.柯仲平以小歌舞剧《小放牛》为例,提出了文艺作品的提高创新问题.也有作家在会上讲,不歌功颂德,“爱是文艺永恒的主体”等.毛泽东靠着一张白木小方桌坐在人群里,不停地做着笔记,蓝布衣袖破了一块的右肘,迅速地在桌面上拂动着.听到诗人萧三引用了一位苏联诗人的警句,形容作家坐在房子里挖空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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