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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四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则是他一生中体验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期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胡适在催促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首先拿出自己的《四十自述》,以作为对朋友们的一个交待.
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他必须面对且要认真对待之.入监后,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不仅如此,更头痛的是,作为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他被铁窗和大墙所囚禁,而大墙外的年青的托派们,非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紧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讨伐.凡事认真的他,既然接手中国托派,当然不允许这班年青人由着性子胡来,因此,人虽然在牢中,可他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过问托派的事情.
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自然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后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和在中共初创期应陈炯明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毕生都奉献给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事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三百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二十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一百八十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是一段对陈独秀来说,一生中惟一的也是再没有重现的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当他投身自己所热衷的事业时,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与贫穷困苦相随相伴.在他经济上最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30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儿女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作为文人的他只能一日一日地去亚东预支稿酬,为此,他欠了亚东的一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只要一静下心来,想到的就是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东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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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虽没像初版时出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这也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亚东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现在既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而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他在给王灵均信中所说有无“印行的可能”.现在《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时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他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认为虽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夫妇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这个“长沙老友”乃是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位于上海长沙路,故以“长沙老友”相称.亚东图书馆此时的经济已是入不敷出,亏损已达13000多元,“长沙老友”的日子很不好过.作为汪孟邹的老友和亚东的扶持者,怎么也不能看着亚东就此颓败下去,他这才舍弃曹聚仁的比较优厚的稿酬,而决定将《自传》稿交予亚东,以出绵薄之力.《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况且,狱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托派关系,还时时地骚扰他,静下心来写作,已是一种奢望.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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