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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僚政治既有阶级性一面,也有社会性一面.因而,在任何社会中官僚政治都带有社会性.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有非理性的假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因此,官僚政治的研究势必要求我们突破现有的研究视角,从强调外在客观的研究转到内在主观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精神分析学的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着力研究官僚个体、官僚组织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应有其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权力自恋;组织自我防御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15-04
历史地看,官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区别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官僚政治的表现程度和幅度有所不同而已.官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是真正制约与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之所在.正如韦伯和米歇尔斯所说,现代政治问题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官僚政治的问题.因此,如何防止和克服官僚政治,如何探寻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这成为众多学科学者纷纷进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本文主要是以精神分析学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对官僚政治中官僚个体与官僚组织两大构成部分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一、精神分析学: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从官僚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有非理性的假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韦伯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也无奈地指出官僚组织存在着“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的二律背反.”[1]因此,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是更多地从潜意识的心理、本能的欲望以及人格化的组织等主观的内在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客观的外在方面来理解官僚与官僚机构的目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什么是精神分析?在西方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精神分析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2]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在医学实践中产生的心理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但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否认这点.他从一开始就试图表明:精神分析的学说并不局限于医学领域,它也可能会被应用于各种论述精神的科学之中.[3]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所谓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以古典精神分析的若干概念,对以政党、政党的后援组织等官僚组织的这种客观社会存在的功能、行为以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功能、行为和机制的病理性现象进行分析,探究这些病理性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潜意识或非理性因素,进而提出可能性的对策、建议.
作为精神分析学,其运用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在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不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党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很少考虑在每一人类行为中起一部分作用的主观成分.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共产党等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4]因此,政党及其后援组织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政党成员、领袖人物的主观因素的外化与综合反映.换言之,政党始终包括那些主观地在品德、言行方面优异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人们,所以不承认研究政党等官僚组织的主观因素,这很容易忽略了政治过程中复杂化的主观的因素.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弥补了这种空白.弗洛伊德曾经试图形成对于军队、政党等组织主观方面的本能、冲动和一般心理性质提供一种科学的说明,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军队、政党等组织不仅是政治学的,也是心理学的.正如奥兹本所指出,凡愿在观点和行为方面以革命者自任的,不应当仅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定律,也必须把握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现象的原动力,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5]可以这样说,精神分析学是研究人类愿望和要求之性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研究实现或阻扰那些愿望的外部条件的科学.只有在这两种相反的研究之统一中,才能对人类有充分的了解.[6]
有鉴于此,相对于公共选择等学科的研究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和丰富.精神分析的学说与方法使得官僚政治的研究进入政治心理学的范畴,可以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官僚与官僚机构这一主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组织.
那么,官僚政治是以怎样的逻辑与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我们认为,这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官僚个体的个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他们有怎样的个体性心理运行机制?二是官僚组织作为官僚人格化的社会存在,它们的集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群体性心理运行机制?正是因为官僚个体与组织的交互作用,造成官僚个体利益部门化,官僚组织人格化,并在社会上产生一个新的阶层――即在实际上掌握社会资源使用权及产品分配权的官僚阶层.
二、官僚个体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精神分析学分析
(一)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
在官僚政治中,官僚的个体性心理特征表现为权力自恋型的政治人格.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这里的自恋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把自恋概念强制在性的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内熏而是如弗洛姆所言:“如果有人使用一个同性的驱动能量不同的精神能量概念,使它得到充分应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7]作为官僚个体的权力自恋概念来讲,应是一个建立在“权力、收入、声望”三要素所产生的精神能量的基础之上.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看上去像一个上尖下阔的金字塔.指令只按照一个方向流动―――从上到下―――而且是必须服从的.在顶端熏等级关系消失了,因为没有上级;在底端,等级关系在相反的意义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没有下级.金字塔的顶端和底端没有直接的交流.[8]可见,现代官僚体系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权力、收入、声望”三者都出现了,高强度地出现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也成为官僚个体不断地追逐自身心理效用最大化的驱动能量.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如下:
1.高度依恋权力.通过权力,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能够为民立极、专隆教诲、训经宣达、端平法度,绝对自恋、自负,特别适合充当民众的道德楷模和道德保护墙.
2.注重形式而非内容.在官僚这里,韦伯科层制的工具价值变成目的价值,管理活动呈现文山会海、公文旅行、指示叠加等极端形式主义化.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做总结、作报告、开会、“通告情况”、“采取措施”、郑重宣布、庄严号召、然后又总结.然而现实的事业,却踏步不前,更甚者是遭受损失.总之,官僚实际追求的是与一定的特殊群体利益相适应的、与人民相脱离的利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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