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会”综述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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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9日-11日,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本届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新兴经济体研究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共同承办.论坛围绕“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新兴经济体与重大国际问题”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四大议题展开专题研讨,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会议开幕式和主旨演讲分别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樊勇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代表上外向大会致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代读）,对与会学者表示了诚挚欢迎.曹德明教授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复苏轨道,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革,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作为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应有的题中之义.曹德明教授还着重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发言中对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此次活动的合作单位表示感谢,他认为,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其变化和影响不可预测,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秩序、规则等.林尚立教授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学术智慧、理论力量为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做出贡献.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秘书长姚枝仲研究员代表在北京参加党的十八大未到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姚枝仲研究员感谢上外国关院、科研处与复旦国务学院联合承办此次活动,希望本届论坛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一、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发表了题为《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主旨演讲.

黄仁伟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冷战中后期和冷战结束到九十年代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围绕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原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立论.然而,这套理论不能解释目前的、正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问题,需要革新.他指出,新现实主义仍是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观点,其核心概念是权力、霸权和跨国公司,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和理论化支撑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其目的是要证明：霸权是合理的,霸权的稳定就是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在能力下降或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还是能保持霸权的稳定.因此,证明霸权的合理性和证明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就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然而,当前霸权体系本身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境,各种因素对霸权体系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是,霸权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要的公共品,不管是美国霸权还是整个西方的集体霸权,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全球公共物品的短缺,使霸权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以及美国不得不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等等.进一步而言,全球已经进入世界货币很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又空前需要完整的世界货币,这可能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能共同形成一个世界货币,那么未来的全球治理之路很可能比较稳定,反之则很可能非常矛盾.另外,美元霸权的动摇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对霸权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分析,黄仁伟教授指出,近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霸权体系环境逐渐走向了全球治理体系环境,但同时面临全球治理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局面.原因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并不融洽；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出现了大量交叉和互补的情况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目前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全球治理之间,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在全球安全（政治）治理方面,主权国家最不愿意放弃安全（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一领域的（既有）霸权也是最强大的；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对抗与合作并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进行治理.他还指出,自新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发达国家从传统意义上全球治理的施动者变成新的全球治理的对象,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出路成为新的问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还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是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进行全面把握和缜密思考.

在演讲的最后,黄仁伟教授着重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在原有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是“缺位”的,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和多重前景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例如,“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中国市场是依附世界市场,还是带动世界经济?”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有的框架和概念无法对中国的定位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要构筑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完整理论构建,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谈及中国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二、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

本场研讨会设立两个平行分会场,分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和副院长韦宗友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系主任余丽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建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范勇鹏副研究员分别担任评论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副研究员在有关“数字鸿沟问题与新兴经济体”的发言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出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出现了“数量的鸿沟未平,质量的鸿沟加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扩大”的两大新特征.他提出,导致新时期全球数字鸿沟加深和扩大的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逐利行为本身,还有人为的“知识壁垒”,发达国家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确保发达国家在它们的优势领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使之处于竞争优势之中；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缺少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严重不利境地,最终使其民族产业失去竞争力.他最后指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奋起直追,成绩显著,它们之间加强合作和沟通,对于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将是有力的帮助和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副研究员阐述了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问题.他提出,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指出,由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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