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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政治有效性；合法性危机；社会变革；政治认同
摘 要 ：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9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105－06
合法性问题是与政治社会相伴而生的,人类政治社会一产生,政治合法性问题就进入了思想家的视野.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一直在不断追问并试图破解此类现实政治难题：政治权力如何才能巩固?政治秩序如何才能维护?政治统治如何才能持久?这些都涉及到当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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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源远流长,且纷繁复杂.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现代意义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则诞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探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了,这可以看做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的源头.正如德国政治学者赫费所说,在人类早期的合作思想中就已有政治合法性的古典道路,在冲突思想中则已有政治合法性的现代道路,而柏拉图已经在使用两种合法性模式,即合作模式和冲突模式〔1〕.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合法性证明不断发掘和转换的历史〔2〕.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政治合法性思想是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利普塞特毕生致力于政治发展研究,通过对政治的社会性和人的政治性的多维审视,力图揭示实现稳定民主秩序的多元社会基础,建构起以阐释民主的基础条件为主旨的政治发展理论.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独到之处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深刻分析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较全面地探究了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路径.
一、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
政治人假设是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整个政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3〕将政治人假设作为政治研究的逻辑基石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人类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4〕.即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和群居性的动物,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通过合作与协调维护彼此利益,这是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德性.马克思也赞同这一理论假设,明确指出：“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政治人假设为利普塞特的政治理论预设了一个场域,每一个公民的政治行动都会受到这个场域的强烈影响.民主政治中理想的政治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政治理性人格,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并逐步在政治体系中表达利益诉求、实践政治参与的公民；民主政治就是处于不同阶层、承担不同角色的公民参与政治并据此采取政治行动和做出政治选择的社会形态.利普塞特就是在政治人假设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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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塞特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社会的有序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利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当代民主政治制度享有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历史上分裂社会的那些关键问题是以何种方式解决的.”〔6〕
合法性与有效性既有明显区别又紧密相连.合法性体现出一种价值判断,民众按照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否与他们的价值观念相符合来确定该体系和制度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合法性接近统治理念和统治行为的价值规范层面,政治体系从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有效性主要是指政治系统运作的实际功能和统治绩效.如果政治系统能扮演好其角色,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功能,满足多数民众及强势集团的基本需求,就可能在取得政治系统合法性方面产生效果,在价值观念领域诱发民众对统治集团乃至整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认同.
合法性与有效性会相互影响.长期缺乏有效性将危及合法性；在有效的政治系统中的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若受到威胁,或该系统剥夺新阶层政治参与的机会,也会危及合法性.“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期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6〕
利普塞特用图1描述了不同国家政治合法性、有效性的不同组合与其政治系统稳定性的逻辑关系.
处于A格的国家,其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都高,其政治系统必然是稳定有序的；处于D格的国家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缺乏,唯有诉诸暴力维持独裁,其政治系统必然是脆弱和不稳定的,最终必将走向崩溃；处于B、C两格的国家的政治系统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从A走向B的国家,其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尚可持续,从C走向D的国家,其政治系统的稳定性难以持续,并逐渐走向崩溃〔6〕.
利普塞特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政府治理有效性对于促进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但他主要将政治系统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归结为政府对民众进行单向信仰动员的结果,即民众被排斥在对统治合法性进行价值评判的系统之外.他特别强调政府必须持续不断地通过对民众进行有关价值观念的灌输和宣扬来维持民众对现存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信仰〔6〕.在这一点上,利普塞特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韦伯和帕森斯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利普塞特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还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既定政治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其政治民主有效性的首要指标.大多数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有着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民生活越富裕,它推行政治民主的力量就越大、实践政治民主的可能性也越大.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至今的思想家们一直认为,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富裕社会,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居于贫困线下的公民占总人口少数的社会,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多数公民理智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培养必要的政治技能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从而有效避免盲目听信不负责任的政治谣言和政治煽动的行为.一个社会政治系统如果不能保证普遍地实现民众富裕,而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即使民众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达官显贵,这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达官显贵的独霸统治）,要么导致暴民政治（以贫困民众为基础的独霸统治）〔6〕.
虽然利普塞特强调经济发展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但他并不是推崇经济简化主义的唯经济论者.发展经济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维系民主政治的唯一充分条件.任何民主政治系统的稳定和维系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同时,文化传统在民主政治体系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发展民主政治要求一种支持性的文化,要求公民和政治精英崇尚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法治、人权,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等〔7〕.利普塞特同韦伯一样,认为新教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政治系统合法性的维护和巩固既需要发展经济,也需要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利普塞特的这一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二、政治合法性危机与社会变革
利普塞特还注重对政治合法性危机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分析,这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影响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思潮,继而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即“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现象——新社会运动主要是对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社会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系列规模大小不等、影响程度不同、利益诉求各异的民众抗议运动的总称.新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主义倾向,追求个体利益而不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崇尚个性解放而不注重社会改造.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标指向,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确切的角色定位.他们往往围绕种族、移民、环境、民权、性别等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开展各种社会运动,而不是以阶级或阶层为中心凝聚政治共识、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团体开展运动.关注重大社会政治论题的新社会运动吸引了许多有着后物质主义倾向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猛烈的冲击.利普塞特对新社会运动反正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深为反感,认为它们消解、破坏,甚至颠覆了美国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削弱、动摇、瓦解了美国的文化根基.针对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肢解、歪曲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离经叛道”之举,利普塞特认为不仅必须予以坚决制止,而且应给予痛击；同时,利普塞特也提出应该深入分析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特征,深刻反省其深层根源,以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6〕.
政治合法性危机是近代以来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由于社会的主要群体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且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这些主要群体能够围绕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是过去那样的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而迅速组织起来.而存在着尖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群体的集聚随时有可能出现破坏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的集体行动,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系统有可能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政府能否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有效的措施化解合法性危机,是能否经受社会变革检验和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必要前提,也是衡量政治系统合法性程度的重要标准.与帕森斯高度关注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不同,利普塞特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
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对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社会现实中寻求.在利普塞特看来,合法性危机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主要存在于两种情境之中：一是社会结构变革时期主要的保守制度受到严峻挑战和严重威胁；二是新旧社会结构过渡时期社会的主要群体没有参与既定政治体系活动的机会和舞台,或者在他们提出政治要求以后不能进入政治系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的政治系统和政治制度长时期无法满足社会主要群体的期望和要求,无法在新的基础上树立政治合法性,就会爆发新的冲突、引发新的危机〔6〕.利普塞特在这里把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对于新兴利益集团的愿望和要求的吸纳能力不足,以及新旧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过分剧烈的断裂.从当代社会政治实践来看,利普塞特的分析是十分深刻和精辟的.
为了防止政治系统整体的合法性危机,利普塞特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建议.
第一,在社会变革时期,即使必须让主要保守群体失去大部分权力,也要尽量维护该群体地位和地位的象征,使其不至于受到致命的威胁,从而维护新的政治系统的总体稳定.为维护政治合法性,在新的组织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社会变革时期,有必要保持重要的传统组织结构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连续性.政治制度的连续性有助于保障民众信仰的持续性,如果统治者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断然割裂传统规则、制度和价值体系与新的规则、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联系,割断其演进的历史线索,就必然会激发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导致新的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出现双重缺失〔6〕.
第二,在社会变革中,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必须充分整合和吸纳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愿望和要求,促进其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出现政治参与危机是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普遍原因.如果新兴社会阶层认为除了通过革命的手段以外就无获得权力的可能,如果新兴社会阶层认为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太平盛世,就将对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那些必须通过暴力才能强行进入国家政治组织的群体,往往会过分夸大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关系过分紧张的情况下产生的政治系统,不仅面临忠于旧秩序的群体认为其缺乏合法性的挑战,而且也会遭到那些期待通过变革带来政治参与权利和太平盛世的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抵制.在民主政体中维护政治稳定不能够依靠强制,替代这种“强制”的措施是努力建构和不断提升政治合法性〔6〕.
三、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路径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的,只有在多维度的路径之下培育民众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的普遍认同,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利普塞特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了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路径.
第一,培育政治认同,增强政治合法性.政治认同是指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意识上的归属感和对其政策自发的支持.培育民众对现存政治系统的政治认同感,必然会增强政体的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任何政治系统,若有能力在社会成员中形成并维护一种共同信念——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它就具有很强的政治合法性.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认同危机是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因素.政治认同感是检测政治合法性水平的主要指标,“测试合法性的主要方法,是看那个国家已经培养起一种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的范围,主要指全国性的仪式及假日”〔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培育政治认同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如美国坚持不懈地推崇开国元勋及林肯、罗斯福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发展了一种高度的政治认同和与其同质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对绝大多数民众和政治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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