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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0年,《红面小母鸡》被译入中国,译者正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奠基者――陈伯吹.他采用了一系列翻译策略努力使译本具有儿童性、教育性,但其译本却未完全达到他所预想的翻译效果.本文将对其翻译规划和翻译效果间产生距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

关 键 词 ：《红面小母鸡》； 陈伯吹；翻译规划；翻译效果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2

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分别在50年代中及80年代末形成了两座高峰,前者的理论代表正是陈伯吹.他在长达75年的时间中,著译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近300万字,是中国极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家之一.早在1930年,北新书局就出版了由陈伯吹根据The Cock, The Mouse and The Little Red Hen以诗歌形式译成的《小山上的风波》；1951年和1953年,中华书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版了根据该书完整翻译的《红面小母鸡》；此后,东亚书局和长征出版社还编绘出版了连环画,可见这个故事是极受欢迎的.

一、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与《红面小母鸡》翻译规划

1.1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1922年,16岁的陈伯吹走上讲台,他曾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①而在50年代,儿童文学“教育性”也是极受重视的：一方面,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极其重要的教育问题,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②；另一方面,在“向苏联学习”的主潮中,苏联儿童文学重思想性、教育性的理论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强调教化功能的一个源头.在译序中,陈伯吹写道：“主题是非常明朗的：爱劳动的有幸福的生活,懒惰地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但是在他们改过以后,也就尝到了劳动的快乐.”③很显然,这是他翻译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他是如何突显这种教育思想性的呢?

这体现在陈伯吹对反面角色的贬斥和对正面角色的赞美较之原文是更鲜明的.如,他将形容大狐狸的“bold 放肆无耻的”和“bad 坏的”译为“凶恶的”.这不仅可以使儿童联想到其行为、性情和相貌的凶狠可怕,而且也能对他“坏”的程度有更深的感受.实际上,陈伯吹翻译此故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末期,周恩来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④,考虑到这个背景,陈伯吹在译言深发了“侵略者（狐狸）一定会灭亡”的思想,这正是时代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特殊需求.50年代,儿童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为时代需求所服务的,多提倡爱与美.因此,《红面小母鸡》的教育意义正符合陈伯吹的翻译目的,成为其翻译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

1.2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儿童的年龄特征,且“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在客观上和它的读者对象的主观条件相适应.”⑤这个观点与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红面小母鸡》的译文势必要切合陈伯吹所一贯主张的儿童文学应简单易懂,又有可读性和教育性的观点,他采取了以下方式来实现这种翻译规划.

首先,是叠词的运用.叠词的特点,是具有音韵、形象和达意之美,能从听觉、视觉和情感等方面提升儿童的阅读兴趣.在描写美丽的小屋时,陈伯吹译为“四扇小小的窗子、遮着绿油油的百叶窗板”,“小小”和“绿油油”,一方面显得这个屋子小巧玲珑,另一方面也将其艳丽的色彩呈现在儿童面前；而对狐狸抓住小母鸡后的描写――“他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绳,围在布袋口,绕着,绕着,绕着缚得很紧”则极有画面感.小读者一方面憎恶狡猾的狐狸,一方面又担心小母鸡他们难以逃脱,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其次,为使儿童更易想象和理解,在一些陌生、复杂的词汇上,陈伯吹使用了简化和归化策略.首先,他尽量采用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名称.如,将“saucepan炖锅、煮锅”译为“锅子”、“frying pan长柄平底煎锅”译为“油锅”.这样尽量保留了锅子的不同用途,也通过省略其细致的种类而达到简化效果.其次,在抽象词汇上,陈伯吹也尽量采用了便于儿童理解的词语.如,将“peep窥视”译为“探望”、“a cruel smile狞笑”译为“可怕的冷笑”.如用窥视和狞笑,不但儿童不能充分理解,即便老师和父母也不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但若译为探望和可怕的冷笑,儿童的脑海中立刻就会出现狐狸鬼鬼祟祟、探头探脑张望的样子,既易理解,又具形象性.

第三,为便于儿童阅读或教师和父母给幼儿讲读,陈伯吹采用了一系列口语词.最突出的是他采用了方言来使译文更为亲切.如,将“spring”译为“河边头”、“at the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