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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诗刊》第一期上,出人意外地登出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清平乐会昌》及《沁园春雪》等18首旧体诗词,这引起了包括文坛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
当时,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的国内英文刊物,是设在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后,该刊自然希望能尽快发表毛诗作品的英译.那时《中国文学》的负责人,是曾留学英国剑桥,并用英文发表过长短篇小说的叶君健.但当时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权威机构是“毛选翻译委员会”.于是叶便与该委员会联系,希望能提供这批诗词的英译.不料,这家机构认为诗词为文学作品,不在他们的工作计划内,所以无法提供相应译文.
可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是刊物的职责,何况这是“伟大领袖”的作品,将它们介绍出去显然意义重大.于是,叶君健便与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协力(因出版社也要出版这批诗词的英译单行本),花了很大工夫,终于在1958年将这18首诗词基本英译完毕,并随即发表在当年的《中国文学》第三期上,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批诗词的英译单行本.而此前,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也在报刊发表,因而英译单行本在出版时,便将此词也收了进去,因此也比《中国文学》上的多出一首,成了19首.在翻译过程中,为准确吃透原意,叶、于两人参考了《诗刊》主编、诗人臧克家及文史学者周振甫对毛泽东诗词的大量讲解.译文单行本于第二年3月又重版了一次.
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颇有些诗情勃发的兴会.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读了头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的关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出了七律两首:《送瘟神》.这两首诗发表在当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叶君健随即将这两首诗译成英文,连同先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并发表在1960年的元月号《中国文学》上.
当时,几乎一切有关毛泽东的言行,都会受到格外关注,这批毛泽东诗词英译也不例外.译文登出不久,当时有导向作用的文艺评论刊物《文艺报》,即在1960年第22期头条,发表了一篇评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文章.该文从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悬挂的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谈起,指出该词中“秦皇岛外打鱼船”一句后面的标点是句号,表示该句的意思到此完结.可在英译中,这里的标点却成了逗号,与下面“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联了起来.文章认为这种理解是有误的.此外,文章还建议应当修订译文,甚至重译.
这篇文章自然引起了译者们的注意.经过讨论研究,他们认为文章作者指出的标点问题,尚有可商榷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句点只表示节奏和音韵的一顿,并非一定表示意思的终结.但是,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颇为内行,文章的口吻,又不象一般人的泛泛而论.叶君健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个署名“酒泉”的评论作者,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也是诗人的袁水拍.
了解到这一情况,叶君健自然高兴.翻译毛泽东作品,政治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英译过程中,叶君健就常常觉得没有把握.因为诗词的意义有较大弹性,一些词句看似简易可极难译好、译准.知道袁水拍这位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关心此事,他便立即向有关部门建议,想请袁水拍来主管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主要是诗文阐释).经协商,袁水拍欣然同意.随后,他着手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组长由他自任,又选外交部的乔冠华、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委员钱钟书、《中国文学》负责人叶君健等为组员.该小组的任务是,对英译后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修订或重译,最后出版单行本.
这个小组成员中,钱钟书和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作为负责人,对原作的解释有最后的发言权,乔冠华虽然外交工作很忙,但对原作的解释也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小组成立后不久,《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等6首词.这6首词的英译,就是由钱钟书、叶君健翻译润饰,袁水拍、乔冠华把关定稿完成的.
三、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推出了《毛泽东诗词》中文单行本.这个单行本除收录了先前发表的诗词外,又增加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卜算子咏梅》等10首,共计37首.这使毛诗英译定稿小组又有了新的任务.
这次翻译不仅量大,且因作品时间跨度长,理解起来的难度更加突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正确领会原文,经请求,毛泽东本人口头答复了英译者的有关问题.198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选》“出版说明”中,记述了这件事:“1964年1月,因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现改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发行局)要按照本社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由钱钟书同志主持翻译的英译本,应英译者的请求,作者就作品中一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钟书就担任“毛选”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定稿小组”成员.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可以知道,这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问题,是由钱钟书、袁水拍等提出,毛泽东自己解释的.这对于该英译本最后定稿,是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不仅英译,后来的中文本也将毛泽东的答复,一一收在了文本注释中).
毛泽东专门“口头答复”钱钟书、袁水拍的提问,也可说明他本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大约也因此,毛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又增加了诗人赵朴初,还请了一位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来协助译文润饰工作(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对此这样解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这据谁说,杨绛先生没有指明).这次不仅要翻译新发表的10首诗词,还须据毛泽东本人的答疑,对前面的旧译作全面修订.于是紧紧张张,忙忙碌碌,在1965年夏天才将10首新发表的诗词初步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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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可知,1963年12月的《毛泽东诗词》中文单行本发行后,袁水拍任组长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在初步完成新加入的10首新诗翻译工作后,曾致函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征求其对译稿的意见.斯特朗在一周之后,复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之后,她还于1964年9月试着翻译了《女民兵》、《占领南京》、《登庐山》和《咏梅》等4首诗词.
英译初步完成后,袁水拍郑重地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连同过去的旧译一并寄到国内几个主要省市宣传部,由他们转往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意见返回后,定稿小组据此对新译的10首诗词作出英译定稿,并在1966年《中国文学》5月号上发表.原本接下来应该着手修订旧译,但“文革”随之而来,袁水拍接受审查,钱钟书靠了边,叶君健被专政,乔冠华也联系不上,整个工作便停顿下来.
四、
直到1974年秋天,叶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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