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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生态的延安文艺本身很复杂,从前期的“多元共生”到后期倡导“工农兵方向”,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革命战争年代对文艺服从性和服务性的要求,助推或限制了文艺经典的生成,但不同艺术门类仍然存在差别,就是同一艺术门类的不同主体和艺术作品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关 键 词 ：革命文艺；延安文艺；创作主体；经典生成；原生态
对延安文艺时间、空间的划分,学界有不同意见,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狭义时空界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作为“延安文艺”的上限,下限则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延安.①我们将发生在这13年里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称为“延安文艺”.一般认为,狭义的延安文艺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开创和发展时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艺方向确立与完型期（1942.5-1947.3）.
延安文艺与苏区文艺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天然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握延安文艺前后期的不同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联系.简单说来,延安文艺前期是“多元共生”的境况,后期则是主张“工农兵方向”的时代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提倡“主旋律”的时代.由此形成文艺创作主体即艺术家包括作家生存的客观环境,其具体细节又直接作用于作家的主观精神,并制约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经典的生成.
通过对延安文艺前期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实绩的原生态考察,我们发现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普通文艺工作者,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质,为文艺社团建设、文艺创作实绩打下良好基础.
作家丁玲到延安时所受到的礼遇、茅盾在延安的4个半月的经历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史佳话.冼星海曾在日记里记载他到延安的原因和经过：“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快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冬天.”
写文艺论文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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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钱韵铃乘着一辆华侨捐赠的运送药品的救护车到达延安.11日,八路军前方将领宴请冼星海.12月,冼星海完成《军民进行曲》歌剧.1938年3月,他花了6天时间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4月13日,由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受到党的领导人、文艺评论家和所有观众的热忱欢迎和高度赞扬.
冼星海不仅受到政治、业务上的悉心关照,也在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冼星海当时每月津贴是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和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块肥皂或一盒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当时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其“刻苦、朝气、热情”曾吸引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具备“自由的创作环境”,不合意可以“再出来”等宽松氛围,许多艺术家就是抱着像冼星海这样的心态投奔延安的.事实上,像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到了延安,确实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仅在当时的延安及其他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的名曲之一.2009年9月14日,冼星海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还可以通过以下史实说明：1936年11月初,丁玲到达延安；1937年8月,周扬、艾思奇、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达延安；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来到延安：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抵达延安等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延安文艺队伍,是开放的,是“刻苦、朝气、热情”的文艺队伍.三方面人员依据自己的专长和对艺术的理解成立了相关的艺术社团.这个阶段成立的文艺社团有60余个,基本涵盖当时所有文艺门类,同时又带有延安文艺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戏剧方面的社团就有人民抗日剧社、民众剧社、鲁艺实验剧团、烽火剧团、战斗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团等.按艺术门类、按战争需要组成的这些艺术社团,对激活艺术创作、鼓励艺术创新、开展艺术批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在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和服务战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队伍成分多元、艺术社团门类风格多元必然带来文艺成果的多样化.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也具有广泛性、多样性、民主性和经常性.如1938年1月“关于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1940年5月“关于文学才能问题的讨论”；1941年4月“陈企霞与何其芳关于诗的争论”；1941年7月“关于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争论”；1941年8月“力群与胡蛮关于美术创作的争论”；1941年11月“杨思仲与魏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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