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就一门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专业，与一般经济学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特殊经济学，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本篇文章就为大家介绍几篇大一政治经济学论文，看是如何研究这些规律的。
大一政治经济学论文热门推荐10篇之第一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农业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理论阐释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更好把握这一战略的理论框架、丰富内涵与内在逻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关系融合发展是根本动因，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根本目标，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根本宗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根本举措。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政治经济学；城乡融合；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三农"实际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从动因、目标、宗旨与举措四个方面研究和梳理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论框架、丰富内涵与内在逻辑，有利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书写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新篇章。
一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动因
城乡关系是制约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城乡关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致使工业和人口集中于城市，并为城市的工商金融资本剥削农业生产者创造了便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离与对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对乡村发展和农业生产造成灾难性后果，"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城乡对立达到巅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消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打破城乡分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配，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条件"3,这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前提，因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4.当"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5时，才能摆脱城乡二元分割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束缚，进入城乡融合即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高度，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指出城乡之间由城乡依存到城乡分离再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曲折发展、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其逻辑起点和演进趋势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近代中国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殖民侵略和国内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等的盘剥之下，乡村日益凋敝，城乡分离是必然的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城乡兼顾的理论指导下城乡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初现，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囿于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安排，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特征不断固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大获成功，以市场为导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基本任务的改革逐步向城市和整个经济社会领域深化，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资源配置伴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逐步向城市转移，尤其是1993年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劳动力、资金、资源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地向收益较高的产业和区域配置，农业和农村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投资效益相对低下很难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城乡差异日益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6.国家对城乡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的突出位置，将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进一步界定为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视角开始向城乡关系系统化思考转变。党中央对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我们只有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7.党的十七大提出"缩小城乡差别，加速城乡一体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围绕解决"三农"问题，从城乡一体化着手综合布局，不断加大改革力度，相关惠农富农政策陆续出台，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农民收入连年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改革的推进更是直面乡村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不断推进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变革，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到户籍并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框架已见雏形，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三农"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和流向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并未消除，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未有显著改善，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不高，这些都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8.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此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些新思路和新举措反映了党中央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时俱进地完善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设计，为实现城乡融合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世界经验来看，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初期至中期的"工业优先发展"至"工业反哺农业"再到工业化中后期"工农融合发展"的演进路径。城乡关系的调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工业化迈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信息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近60%,农村现代化在经历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推进，如何主动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从发展战略层而更加主动地调整城乡关系，显得十分重要。换句话说，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和现实基础上，我国城乡关系的调整不单纯是要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还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切实实现城乡融合。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顺应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总结中外城乡发展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基于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其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揽，并在此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将"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置于乡村振兴战略七条道路之首，改变了过去"城市带动、工业反哺"的以城市扩张减少农村农民的发展路径，突出乡村发展的中心地位和城乡关系的平等地位，强调城乡彼此相互依存共荣共生，实现了城乡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
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实现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方式。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求实现工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而且要求必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和整体性推进过程，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显著体现，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的根本条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意味着"四化"是一个相互联结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形成新时代的发展动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现实国情出发，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相比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四化"的表述，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农村现代化，强调了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性意义，表明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补短板、强弱项的迫切需要，也不仅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的现实需求，更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超越了以往侧重于解决"三农"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政策方针，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安排，以综合性的总体战略设计吹响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号角，以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现农业农村同步现代化，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农村开展的一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其决定性力量归根结底还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时代的现实国情看，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薄弱环节，能否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顺利向国家现代化目标迈进。只有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实现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
农业农村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农业经济活动是有机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是农村社会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可以说是由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扩展，但乡村振兴不等同于实现农村农民的城镇化，农村的现代化也不等同于农村的城镇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形势和新要求，不断推进和实现农业的变革，不断调整和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断推进乡村实现新发展，以达到与现代社会发展协调适应的和谐状态。这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力方面而言，主要是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重点实验室、科学试验站和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强化物质条件支撑能力建设，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的生产力水平。通过科技创新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促进农业生产的效能和社会经济效益得到改善和提高。从生产关系方面而言，就是要调整和改革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创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使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土地是农村最基础、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密切相关，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农业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制度的稳定，充分发挥广大农村小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加快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步伐，实现土地使用权适度集中，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分工经济下的报酬递增和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要理直气壮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农业农村产业全面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在更高层次上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和产品的附加价值，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农业比较效益，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囿于资源禀赋要素的约束条件，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显然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传统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模式，而是要从中国农业农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出发，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习近平在2017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系统阐述，包括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这七条道路指明了实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路径，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2018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着重论述了实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振兴"与"七条道路"之间内容上互为补充，有机统一，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服务于乡村"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现。这也是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纲领的应有之义。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贯彻新发展理念很重要。"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10.无论是"五个振兴"还是"七条道路",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三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宗旨
"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农民。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农民都是我们党的重要依靠力量，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各个时期都能够正确处理农民问题、保护好农民利益，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历史实践充分说明，只有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提高广大农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同度，增加党和国家的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当代中国而言，如果农村不稳定、不和谐，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稳定和谐；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就会不牢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和振兴是解决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按照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只有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以"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实际作为践行"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庄严承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基于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此可谓是新时代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现实运用。
共享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2.共享发展明确了发展的最终目的，体现了我们党更加重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果中最为重要的是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即共享经济利益。经济效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主线，始终贯穿于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环节。农民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利益主体，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经济利益，以广泛汇聚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一是充分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强调人民利益至上，让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的进程，"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3.尊重农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乡村振兴成为内生动力和自觉行动。二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增收的长效保障机制，夯实建设现代乡村共同体的物质基础。通过构建农村内在的造血机制，培育和激活农业生产力，充分挖掘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促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让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实惠，进一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收入水平是否提高，并且，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能让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三是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掉队，帮助低收入者尽快脱贫致富，逐渐缩小与中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底线。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全社会力量，引导和推动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要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重视"三留守"人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等，让人民群众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纲，统领"三农"各项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亿万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这意味着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但农民要富起来，农业要强起来，农村还要美起来，防止出现农业农村衰落凋敝。要逐步完善各项社会制度，通过高水平的城乡资源融合和全面深化改革，为"三农"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这个大方向，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做到乡村振兴同精准脱贫有机衔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完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切实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优化农村生态环境。让乡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14,要"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要培育新型农民，加快现代农民转型，"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努力培养一支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支撑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生产活力，创造出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更为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促进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
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举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其不仅包括生产关系的本质与内容，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前者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后者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因此，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研究经济体制机制问题，以创新发展激活体制机制，从而解放生产力。对于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经济社会状况而言，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和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依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顽强壁垒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障碍。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分析，我国已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从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特征出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其有力抓手在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强城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从生产关系层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需要做到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无论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城乡发展趋势而提出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前我国尚未完成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依然是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路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前瞻性、系统性、全面性解决乡村问题的战略设计，二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是城乡融合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其二，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存在政策差异和水平差距，密切相关，严重阻碍了城乡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实现，亟需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统筹安排城乡公共服务布局，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设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乡村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公共资源的供给，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增强城乡公共服务的联动性，使城乡居民均衡受益。其三，要营造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城乡功能互补的制度环境。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和统筹安排作用的发挥，通过有效的制度政策供给，校正过去要素单向流动的状况，解决人口在城乡地理空间转移与要素权益城乡配置不同步的问题，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全面释放城镇与乡村资源的发展活力，激活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动能。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其动力源自于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以城乡融合为政策指向，构建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城与乡、工业及其他产业与农业的互补性与协作性功能，加强城乡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融，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深化城乡改革激活资源要素，释放既有体制制度潜能，尤其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当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农村改革议题，他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15."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16."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17.通过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统筹利用城乡优势资源，优化整合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矫正城乡分工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厚植"三农"发展优势，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确保农民根本利益，走城乡共同富裕之路。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从真正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不但要依靠"有效的市场",同时要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仅靠市场机制自身的资源配置作用是不能促进实现工农城乡关系根本转变的，城市的虹吸效应和资本的逐利性会影响和削弱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能力，强化农村这一"短板".需要在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过程中，扬长避短，用市场的力量引导改变不合理的农业供给结构，挖掘农村农业的发展潜力。同时，政府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和支持政策、改善制度环境、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建立监测评估机制等方面切实稳定持续地发挥作用，避免简单地以行政手段强制性分配资源。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18.在政府"有形的手"的规划引导下利用好市场机制"无形的手",打通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渠道，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全面发掘和释放乡村的现代功能，推动工农城乡之间构建起持续的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满足亿万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
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页。
7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页。
1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8页。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93页。
13习近平：《在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30日。
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页。
1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1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页。
1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30日。
文献来源：张晖。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求索，2020（01）：141-148.
大一政治经济学论文热门推荐10篇之第二篇：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理考证
--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17世纪中叶，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规律为主要任务。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竭力寻找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深入思考和分析，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处于探索建构阶段，在此过程中，要重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理论界围绕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进行学理考证，从而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中的合理成分，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一、对政治经济学概念溯源的必要性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其内涵指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17世纪中叶，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规律为主要任务，其目的是反对封建经济，这一概念历经了如下演变过程。
古希腊不仅为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最早产生了经济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他所谓的"经济"就是家庭经济和管理的科学。《经济论》以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为研究内容，以对话形式考察了家庭经济和农业所应实行的合理法规[1].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书中讨论了奴隶制城邦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主张通过商业活动和航海贸易增加城邦收入与扩大统治。色诺芬的这些主张被公认为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柏拉图研究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他通过《理想国》勾勒出由城邦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柏拉图反对私有制，提倡公有制，认为私有制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形成。他把居民划分为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各等级的经济活动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制约。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不仅具有政治职能，而且具有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经济职能。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政治学》一书中，他分析了交换过程，初步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亚里士多德还对货币功能与利息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对反高利贷的思想，并试图对资本进行分析。亚里士多德最早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现象和规律性，因而他实际上是经济科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1].
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单位，各城邦之间政体独立，从而使个人不能脱离城邦而生存。城邦负有保护国家独立和公民安全的责任，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被包含在城邦政体之中。这时的经济学从属于政治而尚未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经济思想的萌芽大都在政治学著作中予以阐述。
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安·德·蒙克莱田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当时的法国，公共行政管理随着国家机构的扩大而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安·德·蒙克莱田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于1615年出版。在此书中，他向国王论述经济管理问题时，不再局限于古希腊以来的家庭和庄园管理，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层面。他重点讨论了制造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国家治理等问题，将商业活动视为国家经济的基础。安·德·蒙克莱田是欧洲最早专门阐述经济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重商主义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随后英国商人托马斯·曼进一步发展了重商主义理论，法国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成为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重商主义客观上反映出了西欧封建主义内正在成长和增长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到了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兴起。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在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研究方向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赋税论》中，威廉·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商品价值）与"政治价格"（交换价值），通过对"自然价格"的研究，初步探讨了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尽管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许多错误，但他突破了重商主义只研究流通领域的问题，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先河，使经济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18世纪，法国出现重农学派，体现了法国***前夕资产阶级的要求。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赋予了政治经济学双重含义：一是摆脱传统意义上对自然规则的控制，二是论证社会总资产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这一思想在他的《经济表》中得到了明确体现。重农主义者提出的自然秩序，是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提出，第一次确认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但对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任务，也为以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亚当·斯密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言人",他的理论完全摆脱了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封建外观。他将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式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他认为国民财富实际上是由商品构成的社会财富。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把劳动的生产力和从事劳动的人数作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将资本家的节俭作为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以批判的形式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的思想代表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是，他将资本的开源作为考察资本积累的关键，理论的重点从财富的生产转向了财富的分配。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大卫·李嘉图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他经济问题都是围绕着分配进行考察的。他认为分配问题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如何分割为利润和地租，但他没有去研究剩余价值本身，他所关心的只是分配中的数量和比例，所以他没有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
西蒙·德·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为了人类福利、完善社会机制的学科。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他批判了英国古典学派和经济自由主义，他以工业化产生的消极后果为例，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种种谬误。他认为，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在无限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导致了生产与消费背离，亦导致了劳资关系的极端对立。他的理论充满了人道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正如列宁[2]所指出的："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溯源可知，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近代政治经济学进入了发育-成熟的重要时期，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方资产阶级从15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经过了近300年的不懈斗争，到19世纪初期，已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站稳了脚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但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缺乏历史观点，把资本主义看成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当作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普遍规律。19世纪3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开始走向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关系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3].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历史进步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它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有别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转变[4]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六个方面，即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对"六册结构"的宏大叙述，但他提出了全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恢宏构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深入分析和思考中，马克思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视角，他不但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现存状况，更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经济规律，科学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使命和前途，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经济活动背后的阶级属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肯定了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新兴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谈"生产一般"而抹杀不同社会形态生产本质的错误做法，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考虑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而经济学科本身的科学性无足轻重，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庸俗经济学。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具体实现的，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5]10将《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明确定义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囿于自身的阶级属性，难以揭示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只能停留在他们所发现而不能解决的矛盾面前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完全理解上，"是马克思，以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揭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秘密"[4]22.马克思[6]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研究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与相对性，把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概括为"一门历史的科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也逐渐暴露出来。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萨伊提出经济学应该向自然科学发展，巴师夏和凯里提出了阶级调和论，西尼尔提出了节欲论，约翰·穆勒提出了折中主义经济理论等。这些经济理论不承认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们只研究经济现象，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指出资本主义出现的合理性以及其走向消亡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敏锐地指出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导。他认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5]18.
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辩护理论和流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将边际效用学说和其他庸俗经济学结合在了一起，完成对庸俗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马歇尔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彻底演变为纯粹的"经济学",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自1890年出版后，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成为近代英美等国庸俗经济学的基础[7].需要指出的是，在马歇尔之后的确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依旧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但这部分经济学家往往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属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没落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彻底沦为庸俗经济学，变成了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经济学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5]16.而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创建了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转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但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在基本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总路线。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了起来，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习近平[8]曾指出："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了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等十大关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若干新方针，成为比较系统地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开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系统地阐释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通过两次讲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初步阐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的道路逐渐清晰起来。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部著作，这是他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更是号召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这一著作。毛泽东身体力行，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在广州组织了读书小组，其中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每天下午边读边议，每日10页左右，除星期天外从不间断，直至读完此书[9].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提倡下，国家有关机关和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收入分配、经济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进行过多方面的积极探索。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经济工作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助长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出现了严重曲折，政治经济学成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武器，这种错误直到"***"结束才得以纠正。
随着"***"的结束，理论界开始反思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会议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共识。邓小平[10]3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讲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打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此，邓小平[10]83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主要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区别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这些重大理论的突破逐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成为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2015年11月习近平[11]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重大经济理论成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深刻阐明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时代意义，提出要把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对其基本内容做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的最初成就[12].随后，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都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新论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在体系框架、基本内容、本质特征等多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从提出新发展理念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经济新常态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系列论断、决策不仅是对改革战略的深度思考，更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重要研判。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经历过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时借鉴过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取得过积极的成效，但也出现过对其盲目崇拜、照搬的倾向。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将西方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理论为我所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将成功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处于探索建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研究。
第一，要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首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中国则是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到达马克思预想的程度。虽然马克思晚年思考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没有指出这类国家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字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否定了苏联经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而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待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依然存在，制度建设还不够成熟，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第二，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例如，如何解决市场机制不健全背景下的权力资本化、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垄断与行业性垄断，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效率低下和贪污腐败等问题，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要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出发来管理经济的，它是中国特有的大一统政权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表现为国家本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具有明显的伦理属性，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即使强调"利",也是"天下之大公"的公利。这些经济思想与西方在家庭本位上所产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对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蕴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经济思想，并成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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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山磊。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理考证--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J].改革与战略，2020,36（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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