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的重大判断。处于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既要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更要着眼于解决新时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深入剖析根本原因,以新发展理念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找准解决新时代我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更好地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同时面对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但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较弱,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所以,要正确认识和深入分析发展的问题。
1.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平衡是指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处于一种结构合理、相对协调的状态,系统功能达到最优化。不平衡则为相反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谈及买和卖的行为时,曾指出:“它们总是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1](p93)这说明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平衡”就会经常出现“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这种“不断的平衡的运动”即为经济发展中旧的平衡被打破,则不平衡状态的出现。同时,马克思还指出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总体内部的差别”[1](p28-37),其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p28-37)。这说明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比例关系的均衡,才能使得社会生产得以顺利运行。“但是这个(运动)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换调为前提”[2](p562),使得这些均衡条件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3](p558)。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指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各个要素在比例结构上不一致或不协调的状态和过程,既包括各个要素在量的关系上不成比例,也包括在质的关系上难以相互适应与协调。
2.对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认识。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总量不丰富以及发展态势尚不稳定。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由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已经产出来的生产力的量上,包括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价值量和数量、已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量;第二,表现在投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微小上,包括一定量资本的再生产的增殖及进行大量生产所必需的活劳动的相对微小。”[4](p275)这就说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由多种情况所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5](p53)所以,这五个方面的充分发展与合理配置,是构成生产力过程和生产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其包括生产效率水平有待提升、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应用程度尚不够高,对自然条件利用不充分等。
3.“不平衡”与“不充分”的两者关系。要深入认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意识到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不应把“不平衡”与“不充分”分开来,而是要从中找出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宏观经济运行的顺畅,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社会总产品的需求必须相等,即总量上的平衡;同时,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产品结构)在价值上要得到补偿,在实物上要得到替换,即结构上的平衡。由此可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经济发展失衡也总是表现为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并存,并时常为总量失衡加剧结构的扭曲,而结构失衡又引起总量的失衡。这就说明了正是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现实基础,而“不平衡”则会导致“不充分”更为明显。
一方面,“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现实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充分会导致生产产品数量的不足,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产品的正常流通,需要产品满足于社会总需求量。假设这一需求量未达到满足,则会引起结构比例失衡。因此,论述再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曾指出:“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6](p238)这说明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但这种关系时常会遭到破坏,而价值与物质之间的比例的失衡,主要是因商品的生产供应能力与生产资料部类及生活资料部类的比例结构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因生产力水平不高导致生产供应能力不足,当侧重于加快某一方面的发展来实现补偿,则引起了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不平衡”是“不充分”表现的加剧因素。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社会生产力能否有效提升,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个部分所占的比例不平衡必然会导致总量上的失衡,所以结构性的问题会加剧总量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第II部类内部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分的增长应快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分。这表现于经济结构上,第II部类中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基础部分的增长速度快于用于制造消费资料的部分。当一国的经济结构在这个关系上出现了问题,生产资料的供给跟不上消费资料发展的需求,则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变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7](p5)。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于多个方面,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最根本的。当前,我国稳定解决了几十亿人的温饱问题,经济也以取得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值得注意是,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社会生产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总量不足和结构错位。
一方面,社会生产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发展得不平衡,即表现为结构性的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于区域发展、分配制度、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城乡发展差异导致的区域失衡。区域的不平衡主要包括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还有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存在的不平衡等。同时,各个地区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弊端仍存在,使得城乡要素配置不均衡,要素由农村单向流向城镇趋势明显;也使得城乡创造生产总值的能力及经济发展动力有所差距。二是收入与公共服务差异导致的分配失衡。分配的不平衡主要包括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方面有所差距,财富公平正义的分配格局尚未形成。近年我国基尼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中东西地区、城乡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均较为明显。同样,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别、政策的倾斜等诸多因素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另外,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及财政投入的城市偏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包括教育差异、社会保障差异、医疗卫生差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等方面。三是产能过剩及创新不足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凸显,其问题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从第二产业来看,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工业产能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高增长行业发展处于浅层阶段,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从第三产业来看,仍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总量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较低;在内部结构上,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基础性服务业及新兴服务业虽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展有所滞后。四是高速工业化与生态约束导致的环境失衡。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资源对工业化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人均耕地面积、水资源和能源占有量较少,同时能源和钢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还需要成倍增长,但在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总量已较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已出现资源供应偏紧的态势,而因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工业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造成资源利用率较低,加重了资源与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还发展得不充分,即表现为总量性的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有待充分发展、发展方式有待充分转变等。一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现阶段,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也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较低。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这些都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已由绝对落后水平转为相对落后水平,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但仍不能满足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和质量及各种服务的需求,不能满足人民对社会公平、民主法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二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不充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由规模速度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但这种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动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服务业的结构中低端,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也尚未解决,这决定转变发展方式尚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充分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对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估,发展水平已不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积累,但发展的结构有所错位,发展的总量并没有绝对充分。当前,我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已转型升级,而社会生产的供给结构优化却相对滞后;同时,总量性矛盾已由低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充分转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充分。由此可见,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和关键。
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而这“两不”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7](P8)因此,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需要始终坚持把新发展理论贯穿于平衡发展和质量发展之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更平衡更充分。
第一,新发展理念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指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聚焦点,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同时位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已有所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于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不高,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可以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只是量的变化,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和条件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决定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深刻地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长期的发展理念和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创新性,通过创新来提升发展的科技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经济发展转向质量效率型,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新发展理念突出发展的协调性,优化空间的经济布局,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区域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新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优质环境;新发展理念重视发展的开放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格局,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开拓新方向;新发展理念提倡发展的共享性,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增进新希望。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的指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第二,新发展理念是实现发展更平衡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于多个方面,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代化发展不同步、资源环境不持续等方面。这些不平衡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影响,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工业化水平,不平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不平衡成为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成了重要任务。面对我国新时代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新发展理念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蕴含着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取向和功能。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能够有效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科学技术、产业形态和管理模式创新,欠发达地区能赢得发展优势,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能够破解资源配置的失衡,通过建立健全市场体制机制、公共服务政策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系等,不断均衡资源的配置;开放作为繁荣发展的必路,着力实现合作共赢,推动内外需的协调、进出口的平衡,深化沿海开放、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洼地变为开放高地,能够破解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共享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通过缩小不同群体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实现群体之间发展程度的平衡。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坚持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能从多个层面促进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破解。
第三,新发展理念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对于高速增长阶段发展的数量问题,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实质则是发展质量不高。面对新时代要破解的发展难题,过去传统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式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必须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发展方向。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住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特点,注重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并指明了破解发展质量不高难题的路径。在破解发展动力问题上,创新理念指引发展动力转换,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进而加快推动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在破解发展布局问题上,协调理念指引发展布局优化,能够增强发展的平衡性,促进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协同配合、均衡一体发展,进而构建要素有序流动、主体功能有效约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发展格局;在破解发展形态问题上,绿色理念指引发展形态升级,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断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升级成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破解发展空间问题上,开放理念指引发展空间开拓,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以对外开放的主动来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在扩大开放中同各国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因此,在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过程中,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发展布局优化、发展形态升级、发展空间拓展,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经过60多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告别贫困、跨越温饱,社会生产力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可见,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因此,面对我国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发展问题——不平衡不充分,要抓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关键,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为实现平衡发展校准方向,为实现充分发展积聚动能。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动力的创新。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生产能力难以达到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和质量及各种服务的需求。近几年,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逐渐减弱,传统比较优势日益削弱,生产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低,满足不了现有市场的需求,发展动力必须有所转向。马克思曾提到技术进步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为此,要通过创新引领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性转变,进而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持的发展模式。加快增长动力转换——由“要素型”转为“创新型”,加快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施运用于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培育新的生产动能和竞争优势。打通创新发展的体制通道,促进生产、管理、分配和创新模式的深刻变革,优化创新政策的供给,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着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布局的协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凸显,其包括了具体的区域、城乡等方面,还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马克思认为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需保持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的范围是全面的,目的是提升发展的全面性,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相协调,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的合理。一方面,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以城市群建设为引领,带动和辐射其他城市发展,塑造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新格局,努力实现区域的全面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提高新农村的建设水平,努力实现城乡的全面协调发展。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形态的绿色。我国环境质量与人民需要之间尚存在很大差距,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所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提供了人类劳动与生存的物质基础,人对自然界的索取同人对自然界的回馈之间的协调是体现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因此,要把绿色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以绿色引导发展动力转换,以绿色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自然资本的大量增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大力度推动绿色生产,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能源资源利用由低效率、高排放转为高效、绿色,加速扩散和应用绿色技术,引导实体经济向更加绿色清洁方向发展,进而推动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的兴起,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加大对地方绿色发展的考核力度,客观、定量地去把握当前资源环境与人民生活需要的情况,绿色发展的推进是否有力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科学管理提供依据,为企业和民众的活动发挥引导作用。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格局的开放。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开放来实现竞争优势转换、优化区域和产业发展的格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增殖的逻辑,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生产数量也会增多,这就不仅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还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来出售产品,然而只依靠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生产要素是难以满足生产的需求,并且该地区或国家的市场饱和之后,需要新的空间来清空产品,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8](p560)。所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进一步拓展开放的结构布局、不断增强竞争能力,进而从容应对国际经济贸易的摩擦,形成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要把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进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加快内陆沿边地区开放步伐,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推进区域双向开放,要求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在合作中优化区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开放的质量。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成果的共享。当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尚未均等的享有发展成果,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停留于较高位置,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期望也有所差距。马克思当年预见的未来社会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9](p308-309)。可见,要破解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缩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差距。一方面,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合理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深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并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另一面,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标准不断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公共服务质量,使公共服务符合发展需要,并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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