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剥削本质,而时间恰好构成反映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范畴之一,因此它理应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对“工作日”这一显性时间尺度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剥削性和实质从属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物化的劳动时间”这一隐性的时间尺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物化本质、同一性逻辑及其内在自反性。最后,马克思以“自由时间”开启了劳动解放的现实之路,奠定了未来社会的财富衡量标准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日;物化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Abstract：ThepurposeofMarx'scriticismofpoliticaleconomyistoexposetheexploitativenatureofcapitalistproductionmodeandsocialrelations,andtimejustconstitutesoneoftheimportantcategoriesreflectingcapitalistexploitation.Therefore,timeshouldbecomeanimportantdimensiontounderstandMarx'scriticaltheoryofpoliticaleconomy.Ontheonehand,Marxrevealedinhumanity,exploitabilityandsubstantive-subordinationofthecapitalproductionmodethroughthedominanttimescale“workingday”;ontheotherhand,Marxrevealedmaterializednature,identitylogicandinherentreflexivityofcapitalistsocialrelationsbytherecessivetimescale“materializedlabortime”.Finally,Marxopenedtherealisticroadofhuman'slaborliberationwith“freetime”,laidthefoundationformeasurementofwealthinfutureand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ofhumanbeings.
Keyword：Marx;criticismofpoliticaleconomy;workingday;materializedlabortime;freetime;
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毕生最重要的着作《资本论》的副标题中领会到。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真正深入“历史本质性的那一度”中,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并说明了其走向灭亡的内在必然性。在以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围绕“商品”“劳动”“资本”“货币”等基本范畴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以下研究路向:一是以商品为视角,遵循了从“商品的二重性”到“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质从属”的研究进路,揭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迷失与异化;1二是着眼于“劳动”范畴,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揭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和支配逻辑;2三是以“货币”为线索,按照从“交换价值成为目的”到“中介物的独立”再到“物的世界体系的形成”的线索,揭示“货币拜物教”的形成与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失坠;3四是立足于“资本”这一基点,通过剖析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把附着在资本之上的种种“真实”的假象层层剥离下来,最终拨开资本的迷雾,还原人间现实的本来面目,为人的发展找寻方向。4以上这些研究虽然深入,但有时却只能展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某一方面,难以实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整体性把握。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引入另一个重要范畴——时间,因为时间作为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基础性维度,所有的经济范畴都是时间的展开,并可以从时间这里得到说明。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相关着作就会发现,马克思向来注重以时间为线索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与经济运行状况。尤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是以“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物化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等范畴向我们呈现了一幅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全景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剖析了其展开剥削与压迫的内在机理和秘密,同时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找到了现实基础。以时间这一崭新视角来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探寻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工作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显性尺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内在旨趣而言,透过社会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应构成其核心题域。在对这一题域的说明与解答中,时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中涉及的“工作日”“物化劳动时间”等时间范畴的揭示,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内含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间尺度上,最为直观和显着的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受劳动时间剥削的阐发和批判,故“工作日”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显性尺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工作日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工人一天“劳动时间的绝对量”。5在工作日中,工人既要生产自身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又要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为了谋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首先会从市场上购得工人的劳动力,然后再通过调控工作日的长度及其内部划分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内部划分的分析,马克思向我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剥削性以及实质从属性。
1.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非人性
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工作日”部分,马克思将工作日(劳动时间)分成了不同质的两部分,即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们天生对剩余价值有着“狼一般的贪求”,在这种境遇下,工作日自然而然获得了一个最低限度,即它必须得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否则资本家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工作日也有一个最高限度,这个最高限度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身体界限,因为工人一天中可以支配的时间只有24个小时,它不可能全部被用于生产活动,而必须留出一些时间用于吃饭、盥洗、穿衣等;二是社会道德界限,因为除了生存必需品的满足,工人还得“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6然而,无论是身体界限还是社会道德界限都不是被限定死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弹性,因此,工作日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正是因为工作日是可变可控的,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延长工作日,以及最大程度提高工作日期间的劳动效率就成了资本家们持之以恒的追求,为此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突破工作日的身体极限和道德极限,从而把工人抛入一种非人的生存境地之中。
当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来劳动力之后,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他首先想到的是尽可能延长工作日的绝对量。资本家会尽可能地挤压工人的生活时间以降低劳动时间的非生产性损耗,他们“零打碎敲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7即使是这样,依然无法满足资本家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渴求,因为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一个昼夜的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于是工作日最终突破了自然日的界限而延伸至夜间。可是,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来说,他都不可能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地为资本家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换班制度便产生了。资本家通过让不同的劳动力在白天和夜间实行无缝衔接地轮流工作,从而擦去昼夜的界限,实现对工人无休止的榨取。工作日已然被延长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不仅如此,当工作日的延长碰到了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时,资本家们又谋划出另一套方案,即通过提高工作日中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达到“相对”延长工作日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劳动时间的“外延量”虽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但其“内涵”和“密度”却大大提高了,因为只有让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以更多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东西,才能补偿资本家因无法延长工作日而减少的剩余价值。随着劳动强度的一步步提高,工人的肌肉和精神也同机器的运转一起加速消耗、加速磨损,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无疑是工人身体的严重透支和健康的严重损害,导致他们不得不将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工作日以外的时间更多地花费在劳动力的恢复上,以便能投入新一天的生产过程中去。这也就意味着,工人的非劳动时间实际上也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成为工作日得以不断实现的预备期和附属物。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内部时间分配状况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8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盗窃工人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所有时间都只是作为可供资本吮吸的劳动时间而存在的,而他们自身则和单纯的生产资料全然无异。工人既没有时间呼吸新鲜空气,也没有时间接触阳光,更别说可以用来休息、娱乐、教育、交往以及履行社会职责、参与公共事务、自由施展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了。由于工人用来正常活动和发展的时间基础被彻底剥夺了,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命陷入一种极度疲乏和萎缩的状态,甚至出现提前衰老和过早死亡。虽然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合理的工作日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当时英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工厂法来强制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但法律始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资产阶级只是想实现统治的稳定,并无从实质上改变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意图。于是,英国的工厂法也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它的内容贫乏、修改与推广时间过长、执行力度差,工人阶级仍然处在一种非人的劳动与生活状态之中。
2.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
当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肆意冲破工作日的界限并提高劳动强度的事实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追问:资本家究竟是如何获得这种权利的?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在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资本家给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即他们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为依据,以公正的市场原则为基础来购买劳动力的,而劳动力一旦被购买就应该由其支配。这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当马克思对所谓公正的市场原则做进一步考察时,其剥削的本性就立即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了。
按照资本家的说法,工人的劳动力是他们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从市场上购买的,而一旦他们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之后,工人在这一个工作日内就理所应当归他们所有,就该为他们做工,这是对公平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的遵循和履行。与购买其他商品一样,资本家有权从买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延长工作日,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如果将劳动力闲置在那里,或者是让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就等于“消极地浪费”,等于“偷窃了资本家”。按照这一逻辑,资本家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来坚持他作为一个购买者的权利,于是他们肆意将工作日延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恨不得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
面对资本家这种看似十分合理的独白,马克思独辟蹊径地指出,只要我们稍稍转换一下视角,即从工人(劳动力的出卖者)的立场出发来对问题加以重新考察,就会发现资本家口中的所谓公平市场原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诚然,对于工人来说,既然他把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家,就确实应该为其提供劳动,但工人的劳动力究竟是被使用还是被掠夺却不能混为一谈,它需要我们加以细细地思考和辨明。如果说在适当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一个正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那么他每天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劳动力价值就该是总价值的1365×301365×30。但现在,由于受到资本家的过度压榨,工人一天内所消耗的劳动量是三天内都无法恢复的,他们的身体也因此加速磨损从而使劳动力缩短到只能维持10年,可资本家每天付给他的报酬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是其劳动力总价值的1365×301365×30,而并不是1365×101365×10。这就意味着,在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资本家只支付了工人一天的劳动力价值却使用了他们三天的劳动力,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工人劳动力价值的2/3。由此可见,资本家所依据的用来延长工作日的所谓公平市场原则对于工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资本家通过商品交换规律所赚得的,实际上正是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上所损失的。
3.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实质从属性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工作日的分析,马克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家之所以要穷尽一切办法来延长工作日或改变工作日的内部划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尽可能多地吮吸剩余劳动以便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不同的方式,其在工作日这个时间载体上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依靠的是延长工作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依靠的是改变“工作日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9从绝对延长工作日到改变工作日的内部划分,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自我调适与发展,可实际上它所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却是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也就是使工人实质地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主要是依靠延长工作日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显然是从属于资本的,因为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了资本家,劳动力就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都只是作为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而存在。但这种从属尚且处在形式从属阶段,它只涉及劳动在经济形式上的规定,即劳动与资本的社会关系,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方式的变化及其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因为劳动对资本的这种从属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前就已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过程也未发生大的改变,只是成了为资本服务的过程而已。在这种形式从属中,虽然工作日被延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工人也被要求尽可能地将所有时间都变为劳动时间,但这并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独有现象,而是一切私有制社会的通病。相反,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统治和从属关系,工人反而具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至少在劳动力买卖的形式上具有“自由平等”性。
但当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即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进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也就是当资本家从绝对延长工作日到改变工作日的内部划分时,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就发展成了实质从属。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变革”,10这就使劳动借以进行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对此,马克思分析道:“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11
在这种实质从属中,工人首先同他在形式从属中的境遇一样,丧失了独立生产的地位,因为工人的一切生产资料都被剥夺。但比形式从属更为严重的是,工人还失去了独立生产产品的能力,且生活更加贫穷困苦。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采用的是机器大生产,工人完全成为机器的附庸,完全是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2而存在的,他们从事的永远都只是单调而重复的局部性操作,只是作为整个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长此以往,人在这种机械、麻木的生活中渐渐遗忘了自己是谁,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如何才能创造性地释放自身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此时,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必要劳动时间压缩了,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了,但工人却已然丧失了包括经济独立性、劳动独立性在内的一切独立性,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就是为何工人遭受如此剥削和非人待遇,却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当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被不断压缩的同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也相对不断减少,工人的生活变得愈发贫苦。
二、“物化劳动时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隐性尺度
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作日的界限及其结构划分,马克思以直观的显性时间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剥夺和生命的摧残。但这种揭露还主要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并未深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为了从社会关系的总体层面更加深刻、透彻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又从最基本的商品交换关系入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剖析,并最终发现了资本主义网罗一切、布控一切的秘密——“物化的劳动时间”。13与感性的工作日不同,物化劳动时间是抽象的一般劳动时间,它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交换关系成为可能。借助于物化劳动时间这一隐性的时间尺度,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与吞噬,同时也廓清了这一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边界。
1.马克思以物化劳动时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本质
在《资本论》的一开始,马克思就鲜明地指出,商品是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本要素,因此也是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兼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属性。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来看,它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4而且这种有用性只有通过人的消费或使用行为才能实现。但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商品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直接消费,而是为了交换,因为只有交换才能使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才能为资本家带来额外的价值增殖。那么,在种类繁多的不同质的商品之间,交换究竟如何才能达成,又该按何种比例进行交换,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着手解决的首要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实现商品交换的关键是要将不同种类的商品统统转化为某种共同的东西,从而使它们之间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很显然,这一要求无法在使用价值那里实现,因为使用价值所表征的只是商品的各种自然属性——几何的、物理的或者是化学的,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可通约性。那么,除去使用价值,就只能到商品的价值,即凝结在商品内部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之中去找寻互通比较的依据了。马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于其中,且劳动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价值量的大小。而就劳动量本身来说,时间构成了衡量它的天然尺度,可以依据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即以小时、日等时间尺度来计算劳动量的大小。从这种关联性出发,只要将不同的商品先转化为同一的劳动时间,然后再以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去和其他劳动时间量相比较,那么它们的自由交换便具备了可能性,而交换的比例就是在其各自身上所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商品转化而成的劳动时间“不是处于运动形式,而是处于静止形式;不是过程形式,而是处于结果形式”,15是一种抽象的、静止的、剥去了外在具体形式的“物化的劳动时间”。正是依托于物化劳动时间,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才得以可能,劳动产品才最终成为商品,资本主义才找到了可以通约一切的坐标。
在以物化劳动时间为通约坐标的资本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都必须把自己的私人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各种东西,才能证明自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使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都是同种人类劳动的不同物质外壳,而是因为只有让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起来,才能使私人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等同,才能使私人劳动获得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说,人的劳动的社会性是以物的交换的形式实现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不再表现为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性社会关系,而表现为他们之间的产品的关系和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人与人的关系就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和湮没了,整个资本主义处于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状态。
2.马克思以物化劳动时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同一性逻辑
资本主义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尺度赋予了商品以交换价值的一般效用。但就实际的交换过程而言,两个不同的商品能否直接交换以及交换比例如何,还受时间、地点以及商品占有者的需要等各种偶然性因素制约。面对这重重的阻碍,到底怎样才能让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一下子就和其他一切特殊商品直接交换呢?马克思指出,要想做到这一点,商品首先得“和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而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16这个第三物就是货币。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化身,关键就在于它是符号化了的物化劳动时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17作为物化劳动时间最为恰当的表达,货币继承并增强了物化劳动时间所具有的同一性力量,它可以购买任何东西,可以占有任何对象的一切特性,因而具有“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18
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发展,劳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经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与之相适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越来越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获得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类物质资料,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的劳动或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然后才能继续以这种物的形式获得对其他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是说,不管个人以何种形式展开他的活动,也不管他的活动产品具有何种特性,这些活动以及活动产品都必须转化为“物化劳动时间”的符号表达——货币,如此才能自由地买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蒸馏器,它将一切进入到里面的东西统统蒸馏成货币的结晶。而一旦产品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所具有的一切质的差别就全部消失了,因为我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19可见,作为物化劳动时间化身的货币具有使一切同质化的魔力,它可以抹去一切人类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具有的外在形式,从而使世界作为同一化的世界而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物化劳动时间借助货币的形式吞噬、同化着一切。一方面,金钱关系成为统治社会生活的绝对的、唯一的关系,从而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和人的生命价值都蒸馏和还原为“交换价值”。由此一来,人的生命活动所彰显出来的丰富性、独特性和个性统统都被抹平了,从而降格为一般性的东西,变成平面化的存在。不管个人的活动采取什么样的鲜活形式,也不管他的创造物具有何种特性,它们最终都将被还原为货币这个漠视个体的一般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这种“同一性”“总体化”的控制力量还表现在物化劳动时间借助货币的金钱关系具有了操控一切、扭曲一切和颠倒一切的魔力。一个人不管他是美还是丑、是善还是恶、是聪明还是愚笨,只要他拥有货币,那么一切美好的字眼都可以加诸其身,因为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鉴于此,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20可见,作为物化劳动时间代表的货币操纵着一切,它把自然和人的品质都变为他们的对立物,世间的黑成了白、丑成了美、卑贱成了尊贵,总之,一切都发生了扭曲和颠倒。
3.马克思以物化劳动时间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自反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物化劳动时间不仅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它还表现为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本身是被生产出来的,本身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21资本作为一种死劳动,它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工人的活劳动,并通过对活劳动的吮吸来创造出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它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是物化的剩余劳动时间”,22它的大小则“决定于一个生产阶段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23由此可见,物化劳动时间既是资本运作的起点也是其终点,资本的运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以一定的物化劳动时间谋得更多物化劳动时间的不断循环。
不过需要言明的是,资本创造物化劳动时间的循环过程并不会无休止运转下去,因为在对物化劳动时间的追求中,资本将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内在的自反性也将最终一下子爆发出来。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物化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的发展趋势是采取一切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一方面,它会唤起科技和自然界的力量,鼓励发明创造;另一方面,则会唤起交往和社会结合的力量,实行科学管理。将以上两方面的因素统统投入到生产中,它们作用的结果将是以机器为主的“作用物”的力量逐渐取代人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劳动时间而最终成为财富创造的关键。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加深,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就会取代工人,工人开始从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变成监督者和调控者。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时,财富的创造将不再取决于工人劳动时间的长短,由此物化劳动时间也就无法再充当财富的衡量尺度了。但此时此刻,资本主义却依旧沉醉于原有的以物化劳动时间为标准的价值坐标中,依然“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24这样一来,矛盾便产生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价值创造形式,但旧的价值评价标准却依旧在维持。更为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它最终只能被彻底摧毁,并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一开始出于对物化劳动时间的追求而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但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达,它便开始违背自己的意志,使得物化的剩余劳动时间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物化劳动时间也就无法继续成为社会财富的表达,于是,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基础而搭建起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便走向崩塌。这就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和内在超越性,而物化劳动时间则构成了这一内在的自反性与超越性的深层动因。
三、“自由时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尺度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考察,马克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正受到来自显性的工作日和隐性的物化劳动时间的双重控制。面对这种局面,如何使人摆脱时间的双重规训便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旨趣。为此,马克思提出必须以一种全新内涵的时间——自由时间,来打破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对人的强制与奴役。只有在自由时间里,人们才能不受外部的干扰和强制,才能自由自在地活动,并最终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借助于自由时间,马克思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从而实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完成和价值完成。
1.马克思以自由时间开启了劳动解放的现实道路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指的是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它是全部人类社会时间中刨去劳动时间的剩余部分。与劳动时间不同,自由时间并不是用于直接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而是在劳动之余供人们休息、娱乐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因此它构成了实现人的自由的基石与载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自由时间是彻底无缘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吸引下,采用了各种手段将工人的时间统统变成了劳动时间,从而使工人没有丝毫可供自己安排的自由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资本家的奴役之下从事紧张而繁重的劳动,因此,劳动之于他们始终是强制的,“是令人厌恶的事情”。2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展现,也不是给人创造幸福和快乐的过程,恰恰相反,劳动之于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是维持肉体存活的手段,它简直变成了一种诅咒,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折磨,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会像逃离瘟疫一样逃离劳动。
那么,工人怎样才能得到劳动解放呢?马克思指出,解放的关键在于自由时间的获得,在于自由时间的不断生成和普遍享有。从自由时间的生成过程来看,要想创造自由时间最为首要的就是缩减劳动时间,而要想缩减劳动时间,就必须采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化大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所提供的巨大效率使得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取决于“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26而不再是工人剩余劳动的多少以及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一旦剩余劳动不再构成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资本也就不能通过吮吸活劳动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增殖了。这时,以资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剥削和压迫工人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走到了尽头,工人的劳动解放也就随之成为现实。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将极大地缩短人类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游离出大量自由时间以供人享有。
除了推动生产力发展之外,自由时间的创造还取决于社会劳动的普遍化,而这又将进一步推动劳动解放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创造自由时间必须缩短工作日,而“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27所谓劳动的普遍化是指让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这样,一方面,劳动的普遍化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劳动者,从而保证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每个人所承担的用于物质生产活动的那部分时间实现最小化,那么在劳动时间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就实现了最大化。另一方面,劳动的普遍化还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在劳动的普遍化条件下,“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28原来的有闲者(资本家)要和工人一样劳动同样多的时间,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游离于劳动之外而靠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生存下去。一旦资本家无法将自身所必须承担的社会劳动转嫁给别人,劳动自然也就不能继续充当他们剥削和奴役工人的手段了,劳动解放也就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2.马克思以自由时间确定了未来社会的财富衡量尺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劳动时间构成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与之相对应,财富创造的关键则在于赤裸裸地掠夺和强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种财富创造方式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分割成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将社会财富的创造完全奠定在阶级剥削和奴役的基础之上,这势必会造成小部分资本家的富裕要以大多数无产者的绝对贫穷为条件,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要以工人们的过度劳动和悲惨生活为条件。
针对资本主义以物化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尺度,马克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29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不断发展,财富的衡量尺度将最终实现从物化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采用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但这并不影响其本身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效率的动因”而存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而较多地取决于科技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财富的基石将不再是人所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30这就说明,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工人的活劳动最终不再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到那时,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已经再也无法形成或创造财富,物化劳动时间也就不能继续担当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坐标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彻底崩塌了。
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以后,资本和阶级都将不复存在,人的生产过程也将摆脱剥削和对立的形式,到那时,社会个人的需要成为人们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并且这一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如此一来,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被创造了出来,这就为每位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来选择活动内容、组织活动形式,人的体力、智力以及各种社会属性都能得到全面的确证和施展,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所在。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31由于自由时间恰好构成了人的自然力发展和创造天赋发挥的现实基础,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获得了自由时间也就意味着获得了社会财富本身。循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总结道:到了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绝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2届时,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社会财富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以及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所拥有的自由时间越多,就说明其越富有。
3.马克思以自由时间奠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一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时间的总体。但与劳动时间有所不同,自由时间并不用于从事直接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它是社会时间中去除了劳动时间的部分,是供人们休息、娱乐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说,自由时间的获得不管是对个人的发展,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其“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3可见,自由时间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旨归。
自由时间之所以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原因就在于它既消除了人的发展的强制性因素,又提供给人以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自由时间消除了人类活动的内在必需与外在强制。马克思曾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具体内容,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在必要劳动时间里,工人因受到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推动而必须劳动,而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又不得不为资本家创造额外的剩余价值而被迫劳动。总而言之,工人在劳动时间内要么服从于自身的生存必需,要么服从于外在的被迫强制,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可言,就更谈不上全面发展了。而在自由时间里,人们活动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既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为了“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34是为了“造就他自己”。所以就人的活动过程而言,它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属己性”“为我性”和“自由性”。这样一来,人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那种纯粹自然主体和劳动主体中脱身出来,一跃成为具有真正自主性、自为性和自觉性的社会主体。其次,自由时间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自由时间作为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绝不是“无事可忙”的代名词,也不是“随意打发、无所事事”的同义语,它的意义在于给人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去驾驭那些“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35使人培养和发展自身的一切社会属性。人们可以用自由时间来休闲和娱乐,也可以用它来从事各种较为高级的活动,例如接受个人教育、参与社会事务、开展交往活动、提高智力水平以及从事科学和艺术创造等。通过这些活动,人的身心得到了放松,才华得到了展现,潜能得到了激发,个性得到了张扬,能力得到了提升,精神得到了满足,关系得到了丰富。总之,人的一切独特个性都在自由时间中得以生长和锻造出来,并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以及自我超越最终成长为一个独具一格、不可替代的全新主体。
正是由于自由时间培育了人之为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并把人的本质力量尽可能全面、丰富地调动和激发出来,它才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深刻领悟到这一点后,科西克指出:“马克思把自由问题与创造自由时间联系起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36这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完全可以归结为对自由时间的占有,而人类占有自由时间的“长度”也就代表了他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
注释
1参见庄忠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理论探索》2015年第1期,第43—44页。
2参见白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转换》,《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第60页。
3参见韩立新:《“物”的胜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为中心》,《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第26—27页。
4参见白刚:《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第21—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9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1—4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4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7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1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36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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