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融科技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作用

摘要：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从混乱到秩序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形势和消费金融发展趋势的变化，加之《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的出台，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新的挑战。高信任维持和低监管运营成本是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目前机构转型过程中降本增效的瓶颈所在。本文以金融科技和征信体系建设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思路。

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经过长达数年的整顿，在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提出新要求，高信任维持与低监管运营成本是国内互联网金融公司面临的两大难题。从金融科技与征信建设入手，在政策引导下充分发挥企业内生动力，是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有效方案。
高信任维持意味着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与行业间充分信任并紧密连结，其核心在于低违约率，并在此基础上保持良好的流动性与较低的债务水平；低监管运营成本则要求企业有效压降征信成本、获客成本、合规成本等，其中征信成本受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影响较大，在国家高度重视征信建设的外部环境下可以成为降本增效的重要突破口。在企业金融科技应用程度较低、征信信息获取机制不健全且存在“数据壁垒”的条件下，高信任维持与低监管运营成本难以同时实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这也是“暴雷”企业遭遇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金融科技与业务高度融合、征信机制健全的前提下，两者则可以相互促进，表现出正反馈效应，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这一点在头部机构经营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

1、行业环境：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2019年1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互联网金融行业整改进入攻坚阶段。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整改前的野蛮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速平稳、互联网人口红利未尽的外部环境有关。截至2019年12月底，国内P2P网贷行业仅344家机构维持正常运营，多数机构已根据出险情况及经营资质，选择转型助贷、网络小贷、消费金融机构或退出市场。时至2020年，互联网金融公司经营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充分解读系列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是洞悉行业发展之路的第一步。
1.1经济增速换挡，行业息差收窄
我国GDP增速自2018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下行趋势，至2019年第三季度已下跌至6.0%，迈入向低增速过渡的换挡期，互联网金融行业息差收窄，行业整体利润率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过去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虽然风控效率低下，却仍能够以超额利润掩盖高坏账率，从而维持资金链，如此做法已不再可行。较低的行业利润形成天然的门槛，对企业风控能力与监管运营成本提出更高要求。
1.2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衰减，消费金融聚焦存量市场
QuestMobile发布的《201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净增238万，不足2018年全年增量的5%。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为互联网金融行业提供了大批潜在用户，是行业前期发展所倚仗的重要外部条件。与之相对，苏宁金融研究院于2020年1月发布的行研报告表明，代表性消费金融平台复借率在近五年间呈现波浪式上升，深耕存量市场成为头部平台的重要战略。如何经营存量市场、挖掘下沉市场，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1.3政策定调变化，监管与创新协同
目前由于转型清退工作尚未收官，行业相关规范体系尚未健全，强监管政策持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严守行业准入门槛，转型清退的同时，备案持续延期；二是对关键技术及创新应用的监管，如对区块链、数据安全的进一步规范；三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和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的完善。严抓监管的同时，央行牵头探索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点名人脸识别支付，央行数字法币“呼之欲出”，“监管沙箱”金融创新试点落地。未来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合规，更应思考如何凭借自身力量，或与头部机构合作，以加入金融科技创新大潮。
此外，我国正处于金融开放的新阶段，外资引入挑战本土金融机构的产品业务创新能力及风控合规体系；后疫情时期消费恢复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需要企业调整战略加以应对。

2、金融科技：维持高信任

金融科技是互联网金融立身之本。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行业之所以频繁暴雷，根本原因在于部分企业有互联网为“肉”，资本为“血”，却无金融科技为“骨”，故难自立。互联网行业表现出显著的长尾效应，服务对象多属“次贷”人群，对于贷款端的风控要求高于传统金融机构，行业基因中存在明显的科技属性。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产业链条全面融合，在资金供给、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融合已经探索出较为成熟的模式。前文已述，互联网金融行业高信任维持的关键在于降低违约率。在实际业务中，贷款端将监管科技的运用于微观审慎监管，通过建立大数据风控平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降低信用风险的同时节省人力审核成本。《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要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金融风控模型”“运用数字化监管协议、智能风控平台等监管科技手段，推动金融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从顶层设计层面为金融科技的风控运用定下基调。同时，《规划》指出，金融科技的目标是帮助普惠金融落地，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一些头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已开始着力践行这一目标。
2.1金融科技战略部署
目前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金融科技发展和运用模式。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大战略方向的确定，一方面提高金融科技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依托金融科技发力普惠金融服务。这样的战略部署既是响应《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作出的前沿探索，也是为争夺“长尾”客户、挖掘下沉市场提供有力支点。
建设银行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代表，也是银行依靠自身实力发展金融科技的典范。国内许多大型商业银行逐渐由早年与科技金融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转为设立或并购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银行于2018年4月成立全资子公司建信金科，于当年5月提出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风控方面，通过大数据算法构建覆盖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风控系统，与银行丰富的业务经验相耦合。同时，建设银行为我国6家被批准使用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银行之一，可在监管批准下自由定义风险计量模型，金融科技风控的建设能有力提升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减少失灵风险。
蚂蚁金服是我国著名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技术人员占比超过60%，于2017年再度明确了自身金融科技公司的定位。2016年4月蚂蚁金服宣布将国际业务、农村金融、绿色金融作为三大战略方向。在农村金融战略实施过程中，蚂蚁金服以阿里“千村万县”计划为依托，将金融科技运用于普惠金融实践中，效果显著。在调研不同借款主体的差异化信贷需求之后，蚂蚁金服针对农村消费者及规模化农业主体不同的贷款金额和风险水平，分别采用数据化风控平台模式及供应链金融模式提供服务。
除了头部机构之外，众多消费金融公司和网贷平台也开始重新审视金融科技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将其作为服务创新及降本增效的关键环节。随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融合的不断深化，行业整体将以高信任维持的状态引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2.2金融科技趋势展望
聚量集团董事长邵平在接受《中国金融》专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度过了金融科技发展的上半场，围绕2C领域及部分创新技术进行了充分的探索与竞争。金融科技下半场将以构建“生态”为核心思路，伴随5G、区块链、物联网等核心技术成熟落地，覆盖生产、流通、分配的全经济链条。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将改变头部机构“赢家通吃”的行业现状，企业有了更多合作并融入生态、参与生态、打造生态的机会，而提前做好科技金融布局将为企业提供一张入场门票。

3、征信建设：目标低成本

3.1征信体系建设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意义重大
征信信息的获取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贷前审核的关键步骤。征信数据作为信用风险预测模型的输入变量，其质量对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有着决定性意义。同时，我国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无法以较低成本获取高质量的征信数据，大部分企业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征信数据购买和更新，而部分企业尚未接入征信。对于借款人，不同企业及不同征信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则为其提供了征信信息隐瞒或伪造的可能性，为多头共债风险埋下隐患。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及能力，导致机构的监管运营成本大幅上涨。机构内部“三降”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借贷违约率成倍上升，且催收工作延误，逾期成本难以控制；疫情导致转型进程及接入征信工作被延迟甚至搁置，机构为成功转型所支付的额外成本无法及时收回，加之接入征信延迟带来的隐形成本，行业整体发展遭受严重打击。
因此，健全我国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并完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征信数据获取机制，具有以下意义：第一，增强企业风控能力，促进行业高信用维持；第二，改善企业征信数据获取状况，降低监管运营成本；第三，增强对借款人的监督、警示作用，防范欺诈风险及共债风险。
3.2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现状
“业无信不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国征信体系为“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其中政府方面为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即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市场方面由百行征信主导。目前银行端征信已经较为成熟，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征信建设尚在探索阶段，百行征信在建立之初即被定位为满足互联网金融领域信息共享需求及个人征信有效供给。
2019年9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支持在营P2P网贷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即央行征信或百行征信。在政策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及机构备案延期等原因，互联网金融企业接入的主要是百行征信。
3.3对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3.3.1加快互金机构接入征信的进程
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机构接入征信进展顺利，相关政策得到积极响应，人人贷等头部机构于2020年发布公告宣布接入征信。百行征信现已录入我国1.3亿自然人的个人信用信息，信息记录超过24亿条。为了全面落实网贷平台接入征信工作，建议对后续企业接入征信的相关规范加以细化。具体而言，首先应统一信息采集口径与标准，确保数据报送的质量；其次，明确对因机构退出导致的异议信息和冗沉数据的处理方法。
3.3.2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征信的数据共享
不同征信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共债风险及欺诈风险产生的源头，使市场与政府的征信双轨并行直至“并轨”，是化解共债风险的有效方法。7月17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与百行征信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支付宝花呗于7月底宣布以服务升级的形式将部分用户征信数据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表明政府与市场正积极探索个人征信“并轨”的新道路。这一趋势在未来会继续延续、发展，以建成我国统一完善的征信体系。
3.3.3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政策
市场征信机构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实际业务中，大范围采集用户互联网痕迹作为金融信息的替代信息，将这些弱变量通过大数据算法的特征工程进行处理，以满足风控需求，由此引发潜在的个人隐私泄露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政府一方面严厉打击企业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加强个人信息保护，2019年11月及12月发布的《关于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依法开展业务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都作出了相关安排，但立法保护尚有缺失，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仍在制定之中。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生效，约束企业的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同时加强了各职能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对我国个人信息立法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有着比欧洲更为完善的公民信息追溯体系，在政府合理引导和得力监督下应当大有作为。
3.3.4倡导理性消费观念
个人征信体系的完善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共债风险的防范，但是鉴于征信体系市场化尚在探索阶段，难以覆盖因资质不足而尚未接入征信的末端机构及相关灰色产业，多头举债的“老赖”群体则主动转向该部分机构以躲避征信监管。同时，社会上与信用修复、征信记录改善相关的讨论仍有一定热度，消费者对贷款消费未能形成理性、客观的认识。倡导理性消费、摒除消费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有望从源头遏制信用风险的产生。

4、结语

在强监管政策持续作用下，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秩序得到有效改善。经济形势和消费经融发展态势改变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政策导向则展现出监管与创新协同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发力金融科技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高信任维持，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则有助于企业监管运营成本的降低。目前头部机构对金融科技的探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政府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继续深化这一进程将为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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