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温州金融改革以来，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一直是考核金融改革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相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仍然偏高。笔者对比分析了温州地区不良贷款高企的主要原因，发现温州地区商业银行的高不良贷款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温州特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融资模式。本分析对治理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温州金改;不良贷款率;三期叠加;不良贷款
一、16家上市银行情况
根据A股16家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显示，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也触目惊心，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总计5538.14亿元。其中，中行不良贷款新增最多，达125.89亿元，已远超上年全年78.23亿元的新增规模。紧随其后的工行、建行、农行，不良贷款新增分别为120.52亿元、104.04亿元、96.92亿元;而2013年这三家银行全年的不良贷款新增规模分别为191.14亿元、106.46亿元、19.33亿元。
股份行中则数招行、中信、浦发新增最多，这三家银行2014年不良贷款新增规模分别为53.65亿元、52.8亿元、45.71亿元;而2013年全年，这三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新增规模分别为66.38亿元、77.11亿元、41.21亿元。
从不良贷款率来看，超过1%的共有6家。农行、中信、交行位列前三，分别为1.24%、1.19%、1.13%。而从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来看，则是光大、兴业、浦发增长最快。与上年末相比，2014年这三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增长了25BP、21BP、19BP。
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是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在银行体系中的体现和反映。简单判断，此轮不良贷款的加速暴露，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时，银行不良率会相应上升。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由于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三期叠加”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银行经营环境依然较为严峻。在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实业界在高速增长时期的部分投资蜕变为中高速时期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直接体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在结构调整阵痛期，优化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倒逼企业退出市场等结构性措施，都将使得银行背负产业结构调整的巨额成本，这也是以银行主导为特征经济的一个常见现象。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大量企业做出的一些不当投资决策，错误的市场选择行为，必将产生产能过剩、投资失败等结果，直接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二、温州金改中的情况：以瓯海区为例
受欧美次贷危机影响，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温州地区遭受到危机的冲击。在危机的冲击下，温州地区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家跑路等现象。当时，温州三家老牌企业――三旗集团、波特曼和江南皮革相继破产或者倒闭。信泰集团董事长“眼镜大王”胡福林的出走使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浮出水面。担保链断裂加速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蔓延。由于很多企业从属于不止一条担保链，除了正规金融体系的担保链，还有民间借贷的担保链，这使风险迅速在企业间传播，造成较大范围的财务危机。借贷危机对温州经济金融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为此，2011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提出了十二项任务，旨在引导民间资金运作规范化和阳光化，畅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渠道，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充分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区域金融改革。开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积极化解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仅对温州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探索区域特色金融改革，为全局性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也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试点以来，各种改革举措稳步推进，有效地防范了地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扩张和蔓延。但是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更有甚者将温州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金融综合改革，或者将温州经济纾困无力直接归因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且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实际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综合结果。当前温州经济下行态势主要是受到温州产业结构转型影响。温州经济恢复较快发展势头、重塑产业竞争力需要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协同配合。金融综合改革的本质在于疏通投融资渠道，合理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探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有效途径，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在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贷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危机中很自然的受到企业发生危机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温州地区存在严重的担保链和互保链，导致企业倒闭呈现出一种大规模的潮流。这种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击无疑是巨大。总体判断，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瓯海区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整个瓯海区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2013年全年22.03亿，不良贷款率4.55%;2014年全年21.98，不良贷款率3.48%。这既有大的环境使然，又有地方经济特色所致。从行业看，主要是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良最为集中。从客户类型看，受经济影响比较大的中小型客户更多产生不良。从品种上说，不良主要发生于短期贷款。
三、温州地区不良贷款高企原因分析
首先，瓯海经济难逃中国整体经济“三期叠加”特殊阶段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三期叠加”阶段，以外向型经济、加工贸易经济为特征的温州地区的企业经营困难大大增加，反映在财务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双上升。
其次，温州地区独特的地方经济特征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温州经济兼具实业投资与风险投资双重特征，在全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情况下，温州企业家的风险投资难以避免的承担了大量的投资损失成本，而这个成本最终落脚点就在这种风险资本的故土―温州，加重了资本发源地的经济问题，恶化了当地实业发展的情况。
最后就是担保链影响。瓯海区、整个温州市这次不良贷款的迅速飙升，一个不同于全国的重要原因就是担保链的波及影响。担保链是一把双刃剑。温州担保链盛行的背后或者依托是温州发达的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为公有制经济服务，后来为国有企业解困以及服务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民营经济因为身份歧视，抵押物不足等难以从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得到发展必须的信贷资金，由此产生了对非正式民间金融的需求。但是温州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动力依靠的或者是产生背景，不仅仅是简单的供求的经济逻辑，它还有一条政治―社会逻辑，即温州非正式金融的发展依靠了当地的政治保护与社会强制实施机制。当地政府愿意容忍各种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的各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在缺乏法律认可以及官方等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情况下，温州经济与非正式金融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基础是依托“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的社会规范，关系网络，各种习俗等社会实施机制。
不可否认，非正式金融以及由此衍生的依托当地社会信用的担保链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是造成这次温州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1.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非正式金融缺乏必要的风险控制机制，在发展过程中要么演变为非法集资行为，要么出现问题就呈现“树倒猴孙散”的集体溃败局面。2.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非正式金融难以支持地方经济做强做大，企业做强做大的过程，客观上要求正规金融技术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等跟进，在正规金融难以发展与跟进的背景下，为支持企业发展，担保圈不得不步入一圈一圈蔓延的情形，在实际中就出现以不同核心企业为纽带的多个担保圈交织发展的态势，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不断放大的机制。3.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非正式金融不可避免的呈现政府关联特征，而没有质变为正规高级的金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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