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相关大学毕业论文,与中国金融的测量与修正相关金融学硕士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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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涵义进行区分后,文章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根据制度分析对其中的虚假成份进行了制度剔除,从而得到我国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结果发现,改革以来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对于我国金融发展我们一直存在着一种金融幻觉,而剔除其中的虚假成份也就等于打破了这种幻觉,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国金融发展的真实状况.

关 键 词 ：金融发展；金融增长；虚假成分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21-07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异常态势

对于金融发展及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许多文献都作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货币化进程进行分析后得出一项基本结论：以货币化比率衡量的金融发展指标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货币化与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及在此基础上的金融发展,易纲(1996b)、谢平(1996)、张军(1997)、张杰(1998)、谈儒勇(1999)、武志(2002)等许多学者均做了研究.一般情况下,通常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但统计资料却显示1999年我国M2/GDP比值高达1.46,不仅远高于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泰国、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甚至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表1).而李扬、何德旭(1998)对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亚洲国家的货币化比率进行比较后也发现,1999年我国M0/GDP、M1/GDP比值均名列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尚处落后的中国在货币化比率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经济发达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常.

而且,既然以经济货币化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与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那么在理论上就应该可以运用一定的经济计量方法来分析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在此,我们采用标准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由于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采用的是M2/GDP即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时必须采用与M2、GDP无关的指标,基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实际体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考虑,我们选取居民消费水平指标进行.从经济学常识与国外经验来看,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间应该呈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实证检验结果(表2)却清晰地表明,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没有呈现显著因果关系.令人费解之余,更进一步佐证了以货币化比率衡量的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某种异常态势.

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横向国际比较以及我国经济货币化与居民消费水平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均已表明,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以经济货币化指标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某种异常态势.毫无疑问,金融发展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问题,而这些异常态势的出现必将引导我们对我国金融发展及其测量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制度分析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开始的,因此,原有的计划经济是一切市场经济制度生长的初始条件,而中国金融发展则是以此为背景；因此,它是我们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逻辑起点.作为中国金融发展主要背景的渐进式经济转轨,其实质乃是一场复杂的制度演变与变迁,而金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这场制度变迁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中国金融发展放到经济体制渐进转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概括地讲,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方式有两种：一是激进式,一是渐进式.怀着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奉与推崇,苏联、东欧等国先后走上了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道路；但是,与原苏联、东欧的改革道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表现为一个渐进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主流经济学倡导下的“休克疗法”的失败与中国渐进转轨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既有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与苏联在道路选择上的不同缘于其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条件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强调初始条件的重要性时,却似乎很少有人提及货币化水平差异这一重要条件,而这直接导致既有的研究无法将金融因素纳入分析视野.世界银行(1996)的权威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货币化比率达到100％,而中国1978年仅为25％,在改革之前俄罗斯的经济就已经货币化了,而中国却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区间,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中产生了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尤其是金融剩余(主要是居民储蓄),而同时国家也控制并支配着这些金融剩余,因此,将金融因素内生化后的研究发现,货币化区间与国家的金融控制正好构成了中国改革相对于苏联、东欧的特殊初始条件,而正是基于这些条件,渐进转轨才得以顺利推行(张杰,1998).因此,金融因素在中国渐进转轨中发挥着特殊甚至是关键性的支持作用.

许多学者已经对中国经济转轨、金融支持及金融体制变迁进行了有益尝试(张杰,1998；张兴胜,2002),在此,我们着重对其背后所透露出的经济转轨、金融支持及金融发展间的关系进行考察.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国有金融的制度变迁历史.由于只是充当财政的出纳会计而基本上不具备金融功能,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起始点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渐进转轨之前只是一种“被剔除了”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民收入结构从“集财于国”向“藏富于民”转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渐增加并取代财政成为最大的储蓄主体.金融资源的分散化意味着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上升,而这直接导致长期“被剔除了”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体制改革后获得了重新扩张的机会.在国有金融产权垄断、一系列金融管制以及“担保代替注资”等基础上,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安排最终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的货币性金融支持.但是,银行信贷的债权性质决定了伴随着国有银行将居民储蓄向国有企业流转出现的必然是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在1991年为97％,政府已不能再无限依赖国有银行借款,否则,过去13年的伟大经济成就就会面临危险,东欧型的通货膨胀就不能排除”(麦金农,1993).在国有金融制度变迁陷入困境(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之际,由国家推动其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证券性金融支持)从而为国有企业提供持续融资乃是一种必然选择.尽管诞生之初的中国证券市场其发展基本是由民间力量推动进行,而中央政府则由于谨慎政治原则采取了观望态度；但是,当中央政府 一旦确认了证券市场的潜力和能量(为国有企业提供证券性金融支持等),便成为其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也代替了早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最主要形式(胡继之,1999).

透过国有金融的制度变迁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渐进转轨、金融支持、金融发展三者问的紧密联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金融发展的某种特殊性.显然,金融剩余与金融控制对于中国渐进转轨的贡献不可估量,但是,由于可积累的收入已分配到了居民个人手中,他们有权选择资产的形式,有权决定资金的投向；因此,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促使国家改变其偏好函数并进而作出增加国有金融产权比重的努力.为此,国家致力于推动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和扩张,这直观地体现在银行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置上,其真正目的在于获取日益分散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剩余,以弥补随改革而出现的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从而支持经济转轨的顺利推行.结果,长期被剔除的金融制度安排在改革以后获得了重新扩张的机会,并成为国家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的主要途径.从人民银行脱离财政部门到中、农、建、工四大国有银行的陆续重建,在改革后的不太长时间内国家便迅速组建起了一个扩张性的国有金融产权结构.但是,仅有一个扩张性的国有金融产权结构并不能保证居民储蓄代替财政向国有企业进行顺利流转,因此,在国有金融产权结构基础上国家还有意识地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管制.投资渠道的单一使得居民无法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相应的金融工具,而只能被动地选择银行存款使货币流入国有金融体系,并由其以贷款形式向国有企业投放,至此国家通过金融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的货币性金融支持.

如何撰写论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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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国有金融的扩张本身乃是符合渐进转轨的逻辑,而在此基础上的金融控制虽然抑制了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进程,但国家却由此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强有力金融支持,从而支持着经济转轨.但是,银行信贷的债权性质决定了伴随着国有银行将居民储蓄向国有企业流转出现的必然是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1979年为29.5％,1985年实行“拨改贷”后上升至40％,1990年为60％,1994年为75％,到1996年则高达80％.随着国有企业资本金下降与资产负债率提高的问题逐渐出现并最终使国有企业不堪重负,此时,由国家推动对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证券性金融支持)从而为国有企业提供进一步融资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显然,国有金融的扩张本身乃是符合渐进转轨的逻辑,而国家推动其从货币性金融支持向证券性金融支持转变同样符合渐进转轨的逻辑.如果将证券市场放到国有金融制度变迁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其只不过是国有金融在其制度变迁中所呈现出的“路径依赖”罢了,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还是证券市场的证券性金融支持,其均是动员居民储蓄以支持渐进转轨,它们具有相同的内涵.

三、中国金融发展的修正测量：金融增长≠金融发展

1．金融增长≠金融发展.

经过几展经济学家的努力,人们已广泛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经济学家一般用经济增长一词指一国在一定时期中产品和劳务的实际产出的增长,或者更恰当地说,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等经济发展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定义为增长伴随着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小朱维卡斯,1979).经济增长虽是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是广泛存在的.

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同样存在这种关系.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金融发展不单指金融数量上的扩张,更主要的是指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为金融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贡献作用.因此,金融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发展.金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很可能是泡沫经济的结果.没有发展的金融增长是很危险的.金融规模的粗放式扩张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导致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而又没有产生出偿还债务的手段,结果造成恐慌、危机和经济崩溃,如日本、韩国、智利等国家.1978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增长速度也很惊人.1978―1995年间,中国的货币存量(M2)平均增速达25.2％,而同期GDP增长速度平均为9.65％.货币化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如1995年为105％,而同期美国的水平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0％,韩国为M％,马来西亚为89％,泰国为79％.然而,这其中主要体现为量的扩张,而质的进步却较少.

对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不加区别,也使人们对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文献认为,亚洲的金融发展过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在政策上主张“金融约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增长过快,而且是一种不讲质量的增长.假若将东南亚和中国银行体系中20％以上的不良资产剔除后,再计算金融相关比率,其“金融发展”就不会有现在那么高了.国内也有学者认识到东南亚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并就此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概念.“所谓金融可持续发展,就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机制,等从而达到经济和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稳健发展”.这里将金融发展的手段与金融发展的目标混同了.其实,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从来指的都是“持续”的意思,金融发展本身就是指持续发展,没有必要再创造一个新概念来与金融发展相区别.东南亚的例证实际上只是一种金融增长,而非金融发展.

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是有益的,金融增长却未必如此.那么,如何判别一国的金融是在“发展”还是“增长”,就具有关键意义.定性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难点必须要从量上将二者区别开来.这涉及到对传统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扬弃.传统上,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最权威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FIR)和广义货币比率.现在看来,这两个指标都不尽科学,会夸大金融发展程度.问题出在分子上.广义货币比率指标的分子是M2,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和银行存款.这样,在政府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直接通过银行融资,广义货币也扩大了.极端投机性的国际短期资本存款也在广义货币统计之列.FIR的分子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了广义货币,因而广义货币比率指标的缺点它同样具有.还有,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也被计入金融资产总量之中.戈德史密斯(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已经注意到金融发展不能单纯用规模来衡量,他在强调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的统率作用之后,还提出了若干衡量金融结构的指标,如：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相 对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比率,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化程度；同类金融机构资产之和与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率,用以衡量金融机构的集中程度；非金融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相对规模；各经济部门和子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在各类金融工具中所占的份额.这些指标名为衡量金融结构,而根据戈德史密斯的定义一一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显然,它们也是更准确地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

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同,衡量各国金融发展的指标应该存在差异.黄金老(2001)选取了货币化程度、FIR、金融机构数量与多样化程度、金融工具结构、信贷非政府化比率以及存款货币银行对中央银行资金依赖比率等6个指标来说明中国20年来的金融发展.从而发现20年来“金融业的大发展”主要体现为量的扩张,而非质的进步；或者说金融增长的色彩强一些,金融发展的因素弱一些.尽管采取多指标方式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得出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正确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准确甚至粗略地刻画出其中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具体量度以及体现二者差异的金融发展虚假成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也许采取同一个指标――哪怕是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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