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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出版《中国历史概要》的三位作者之一.另两位作者,一为翦伯赞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兼任北大副校长,分工编写《中国历史概要》中国古代史部分；一为邵循正先生,是著名的蒙古史专家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原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室主任,分工编写中国近代史部分.胡华先生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1956年升为教授)、中国革命史青年专家的身份,与两位享誉国内外的前辈名家合作编书,并独当一面,分工编写中国现代史部分,为史学界同仁刮目相看.

《概要》的编写、出版情况

编写《中国历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的起因,始自1951年.在此之前,即1949年9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后称中国史学会)在北平成立.推举郭沫若为会长,吴玉章和范文澜为副会长,翦伯赞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大力开展工作.1951年初夏,苏联科学院因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而派人来北京,提议其中中国史部分由中国史学家自己编写.来人还带来一份编写提纲,要求中国史学家按照此提纲撰写.中央指示,这件事由中国史学会处理.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陈垣、向达、邵循正等看过苏联所写的提纲后,进行了讨论.之后,向苏方来人提出：苏联编写的提纲,有很多我们不能同意的提法,特别是把魏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表明拒绝使用他们的提纲.后来苏方同意由中国方面自拟提纲撰写,双方达成协议.

1951年秋天,由郭沫若会长和范文澜副会长邀请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仁、人大等校的10余位中国史学家、教授开会,就提纲和编写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议定：全书为十四五万字,古代4万字左右,近代3万字左右,现代5万字左右；书的内容要反映中国史学界多数专家的基本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又推定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分别负责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的撰写工作.不设主编,由范文澜代表中国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

1953年,《中国历史概要》基本定稿,知会苏方,并寄去书稿样本.后苏方回应,谓不拟用中方书稿,他们准备用苏方原拟提纲,由苏联学者自己编写.中方收回书稿,决定由中国自己出版.书稿经再次修定,内容自上古开始,止于1954年,共11.5万字.

《中国历史概要》的出版发行,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对外文委批准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应当出版这样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内容基本正确的、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在国内,主要是在青少年巾、在社会上,缺少一木这样的读物.更严重的是,欧美有关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或社会读物,都是由欧美的资产阶级学者或思想反动的学者编写的,史实错误百出,观点反动；东南亚各同或欧美华人学校所用的中国史教材,多是由台湾或日本学者编写的,观点和史实亦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历史概要》一书恰好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一些作用.1956年2月,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汉字)第1版,此后又多次重印；南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外文出版社又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相继出版,对国外大量发行.外文本深受国外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久即告脱销,国际书店多次要求再版.外文出版社还着手译成印尼文和世界语本,准备出版.日本学者则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史学研究进展很快.至60年代初,《中国历史概要》一书的内容已落后于国内的研究水平,而三位执笔人又都忙于其他任务,无暇修改此书.1962年秋,外文出版社向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征询意见说：“这本书虽然旧了一些,已跟不上国内研究水平,但国外迫切需要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一时又拿不出别的更好的书,不如将它出版,以后有了更好的书再出.”范、翦、吴等都同意这个意见.三位执笔人也一致认为：“对外和对内有所不同.一般国外读者只需要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轮廓和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就够了.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中国历史概要》这样一本仅有11.5万字的书,就可了解从古代到现代(至1954年止)的中国历史概貌,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本书是我国史学界的集体创作,内容比较准确.”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未再出版.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动乱停止,百废待兴.知识出版社(大百科出版社的另一名称)编辑符先生代表该社先后访问了胡华、北大的陈庆华(邵循正的学生)和我,要求重出《中国历史概要》中文版.在胡华的主导下,经过我们三人对原书稿整理校订,于1980年7月印出第1版.胡华在修订《后记》中说：“翦伯赞教授生前对本书古代史部分有一个仔细修改过的遗稿,由张传玺同志最近寻检出来.老教授对此稿修改工作做得如此仔细和认真,睹遗墨而悼前贤,令人神伤！他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继者学习的楷模！”又说：“这次重印前,我们对本书做了少量的修订.古代史部分是由张传玺同志依据翦老教授的遗稿整理的.近代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是陈庆华同志担任的.现代史部分是我修订的.”

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编辑出版北大大课堂系列丛书,欲将相关的一些文史名家的简明讲义、教材类图书汇集出版.经各方同意,《中国历史概要》亦被纳入其中,于2009年1月由该出版社出版,增收插图(含文物、图像、历史地图)40余幅,图文并茂,装帧新颖,颇受读者欢迎.这是《中国历史概要》最新的版本.

《概要》曾因讲“让步政策”

而被诬为“大毒草”

1966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中讲到：“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等”这标志着对翦伯赞的批判正式开始.

1980年,胡华在《中国历史概要》修订本的《后记》中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此书遭到他们的帮徒戚本禹在报刊上点名攻击.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历史学家被摧残致死.”据我所知,胡华教授也同时遭到无理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原因之一,是因他曾与翦伯赞合作著书,所著又是一本“大毒草”,因而受到株连.

《中国历史概要》之所以成为“大毒草”,其具体“罪状”是因有“让步政策”的观点.主要是在古代史部分有三处使用了“让步”或“让步的政策”等词语.罪名是“美化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是“保皇党”.翦伯赞被封为“让步政策”的“代表人物”和“祖师爷”.《中国历史概要》中的这三处文字摘录如下(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 版)：第11页：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也使得新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些让步,这些让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才有可能建立起强盛的朝代.”第14页：东汉初年,“经过了一次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总得向农民作些让步,所以从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时起,社会经济又走向繁荣.”第41页：“明初由于农民从蒙古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及明太祖采取各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推广种棉,免租减税和发给种籽等,山东、河北、河南和淮河流域因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地,又重新栽种了谷物.”(翦老后将“对农民让步”改为“有利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

上引三处都为翦伯赞所写.按照常理,即便“有罪”,亦应当只罪翦伯赞一人.可是,在那个年月,在极左思潮人物的眼中和思想上,罪及无辜是通常之事.邵循正、胡华二公虽属无辜,也难幸免.

范文澜向翦伯赞推荐

“让步政策”观点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让步政策”作一简要梳理.据我所知,范文澜与翦伯赞二老之间,互相敬佩,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但也都有坚持原则的特点.我对二老由衷钦敬.今天我要说范向翦“推荐‘让步政策’”,绝无恶意私心,而是想尽一己之所知,弄清“让步政策”公案之原委.我于15年前,在《翦伯赞传》中记载范文澜向翦伯赞坦诚而好意推荐“让步政策”观点,共有两次：

一次是,1950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之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一方面可宣传一下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史与论”结合方面做个榜样.翦伯赞不久即写出两篇文章,一是《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二是《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两稿都与范文澜切磋过.前文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1950年11月16日号,后文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次年2月16日号.后文就使用了“让步政策”的观点.如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又说：“经过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代的统治者对农民又作了一些相对的让步,因而社会经济又重新发展起来.”

我在《翦伯赞传》中写到：“翦先生注意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两处讲到‘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说：“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在第二节中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翦伯赞先生认为,这两处文字的基本精神相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它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推翻”和“改造”.可是,文章至此并未完结,因为在理论逻辑上,农民战争从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推翻”和“改造”到“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间还缺少一个足以说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此环节在古代文献中多称做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执行了“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或“轻徭薄赋”等政策.可是,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