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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胡乔木的一通来电,重新开启了共和国第一代经济学人于光远的政治生涯.胡乔木约于光远见面,意思明确：“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需要有一个研究室为他服务.”他想让于光远加入.
于光远觉得自己正在计委做的那些工作不过是“客卿”,他自认“文革”以来已经9年没有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好工作,“当然十分兴奋”.这个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从那一刻起,于光远这个名字将紧紧地和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
与此时因为蒋介石过世而阴云笼罩的台湾不同,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大陆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社会秩序慢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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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胡乔木、于光远等7人为这个名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新机构的负责人.这一天对于光远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他从“文革”中走出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他人生第60个年头的开端.政研室成立后,主要工作是收集研究资料,写系列文章；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负责.
就在“四人帮”被粉碎当晚,禄米仓胡同的于家大门被李昌、冯兰瑞夫妇敲响.他们被于光远打叫来.冯兰瑞说他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这样紧急,李昌在科学院为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挨了多次批斗,这让他一直忐忑不安.
于光远和夫人孟苏在书房等着冯李二人.见面第一句,于光远说：“‘四人帮’和毛远新都被抓起来了!”冯兰瑞用“大喜过望”形容当时的心情,对久经“文革”折磨的他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和邓小平再次复出,一度被江青批成“谣言店”的政研室也迎来希望.于光远觉得,政研室开始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于1978年国务院主办的务虚会,会议的主持者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胡乔木和于光远在会上做的报告对高层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与方向,都在这次报告中提了出来.
这次会议的工作成为后来经济学人与政治互动的滥觞,学者影响政治的诸种形式,也都在这次会议当中略见雏形.
在这次务虚会的政研室身上,也可以看出诸如稍晚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等政策咨询机构的影子.这次会议上大放异彩的于光远,无疑是这种政学互动的标志性人物.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学界涌现了一批与于光远相似的“改革策士”,许多改变中国经济未来的政策,正是受其影响而提出来的. 改革“国士”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
在此之前,于光远和国务院政研室已经多次刊发相关理论文章,为这一讨论奠定了基础.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于光远等人组织的理论文章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道,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文本.
光远来与邓小平更亲密的一次接触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改变了于光远政治生涯的轨迹.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同住京西宾馆的于光远与任仲夷有了一次“思想政治上的见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坚持和对“文革”错误的批判,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任仲夷退休后,于光远几乎每年都去广东,每到广州必住在离任仲夷家较近的小岛宾馆,两人总是聊到大半夜.于光远说,“他对人对事的敏锐和犀利常常给我很大启发”；任仲夷则认为,于光远勤奋博学,“算得当代中国一个少有的思想家.”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会议过半时,胡耀邦找到于光远,希望他参与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12月2日,邓小平让胡耀邦和于光远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邓小平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定的一个讲话稿提纲.
此前,邓小平曾找其他人写讲话稿,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邓小平亲自拟出了这份提纲,嘱咐胡耀邦和于光远组织人员根据提纲完成讲话起草——未来数十年在中国改革中频繁出现的诸多关 键 词 ,都在这篇报告和他们对于报告的讨论中被多次触及.
经再三斟酌,很多思考最终未能出现在最终报告里.虽然报告始终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却不能不考虑与会者的接受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改革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慢前进,被旧的政治观念束缚的人们不一定能马上接受新思想.今天再读这份文件,固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却是那个时代诸方力量妥协的结果.作为起草者,于光远曾感慨,“有些话在今天就不会那么讲.”
这篇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成了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报告执笔者于光远,堪称一时国士,被永远记录在这段历史当中. 政治经济学的光荣与梦想
“文革”一结束,于光远就向国务院提出,希望能继续他的学术生涯,完成他曾经接受的任务.1979年下半年,他离开政治研究室,调往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这时,他的学术工作已中断数十年.
建国初期,随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光远萌生了贯穿他生命后60年的学术理想——撰写一本“政治经济学”,并为此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力.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因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但剩下的资本主义部分未能完成.
编写教材使得“文革”前的于光远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同事龚育之眼里,“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1950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惟一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发行量极大. 于光远用当时最时兴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稿费——交党费.他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留下的部分,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随着“文革”的结束,于光远重拾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理想.20年过去了,他觉得“好像离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
68岁的于光远依然雄心勃勃,他和社科院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场谈话：关于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历程和想法.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以通信的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1988年,于光远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92年,他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为中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耄耋之年的他,依旧在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然而,在学界,他看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降温.八九十年代,正是他在北京组织了大批西方经济学的讲座,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为那个年代极易受到攻击的西方经济学保驾护航.今天,时移势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旧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不断缩水.正像他自己曾经强调的那样,“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不重要的地位.”
毕竟,那个曾经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已随着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等共和国第一代经济学人的离去而定格,带着属于那一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被镌刻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环. 大玩学家
在医院躺久了,于光远说要给自己写悼词,还拟定了自己墓碑上的题字：“大玩家于光远已经走了.”
75年前,带领第四战区战地动员队来到翁源组织革命工作的于光远,因为唱歌被当地老百姓误认为不正经,因此,他给喜欢唱革命歌曲的年轻人下了不许唱歌的死命令.有一天,大家憋不住了.月圆之时,他带着全队人爬上山顶找到空地,“刚刚升起的满月从松树林的空隙中露出来,柔和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景色,六十多年来好像一直都在他眼前.他一声令下,“十几人就像疯了似的,兴奋地唱起来.好几个人在地上打滚.这样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于光远发明过“喜喜”哲学——前一个“喜”是动词,后一个“喜”是名词,只记住有趣的事,不回忆那些苦事.
“文革”期间,他的罪行很全面,除了文艺工作方面,“实在没有发表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其他许多方面都有他的份.北京组织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设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等等,每个分站每天轮流批斗.各类批判组的设置,恰巧证明了他在学术上涉足的领域之多、影响之大.韦君宜的评价很准确——杂家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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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他转到宁夏五七干校锻炼,批斗会暂时告一段落.就在这里,他给一同锻炼的陶胖同志写了一本书：《马恩论喝酒》,用端正的字迹抄在“比较好”的纸上,钉成一个本子,献给陶胖——让其嗜酒有了经典依据.让于光远失望的是,陶胖不以为意,再过了些天,这本书就下落不明了.
怎么撰写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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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开始学电脑是80岁之后的事.改用电脑写作后,他特殊的收藏也告一段落——他攒了两千多个大小一致的两公分铅笔.于光远会带着袖珍游戏机——“俄罗斯方块”进病房,还为自己沉迷其中辩护：“这是锻炼老年人敏捷的思维.”出了医院,坐在轮椅上回家,他还要到路过的手机店看看.他买了三四个手机、小灵通,还养着几个.一切与电脑有关的新产品都让他痴迷.
大玩家是别人给的称呼,于光远很喜欢,还特意加了一个字,成了“大玩学家”.
近十年,他谈了4本“闲学”,比如《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休闲、游戏、麻将》等等.像20年前提出中国改革方向那样,于光远不遗余力为玩正名：“休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闲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休闲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休闲、休闲业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因此需要加强休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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