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外辅导方面论文范文集,与国内外“影子教育”综述相关综述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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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外辅导在多个国家的出现和普及引起了来自学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课外辅导变得开始与传统的正规学校平行且不断模仿正规学校,因其与日常教育的共存性和对日常教育关注的内容和范围有支持性的功能,而被人称作“影子教育”.国内外研究者从内容、形式、原因等多角度对“影子教育”开展研究.

关 键 词 ： “影子教育” 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

课外补习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国内研究者对其术语的界定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补习教育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有：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①也有人认为“教育补习类似于英文中‘private tutoring’.它指除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②还有人认为“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③无论是“影子教育”、“补习教育”、“课外补习”等,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关于影子教育存在的空间――在学校教育或称主流教育、正规教育之外；二是关于影子教育体现的内容――大多类似于学校课程,主要以文化课为主,以完成或帮助完成某种考核为目标；三是关于影子教育面向的对象――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客观地说,补习教育实践相比理论来说要更加丰富.

一、国外研究进展综述

国外对影子教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课外补习活动做出开创性研究,并较早提出“影子教育”概念的是史蒂文森和贝克（Stevenson Becker 1992）.到目前为止,国外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影子教育”开展了研究.

从区域来看,研究者发现相比于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的学生,更希望在学术性课程上请家教进行辅导.④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的家教市场都很繁荣,日本的课外补习机构―私塾甚至被称为“第二学校制度”.⑤马克贝磊认为：世界各国参加有偿家教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一些国家家长投在子女身上的家教费用总计已超过百亿美元.其中以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尤为突出.日本一项调查显示,24%的小学生和60%的中学生参加过辅导,大约70%的学生在即将中学毕业时接受过辅导.⑥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关注影子教育问题,70年代政府的教育政策是禁止私人补习教育,从1981年到1999年,韩国政府的影子教育禁止政策进入修正和补充时期,从2000年开始,影子教育合法化.然而,韩国学术界对影子教育仍然存在两种视角的争论.一是基于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的立场,主张抑制影子教育的发展,他们所持的理论视角是社区理论、平等主义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教育本质目标理论；二是基于社会竞争、市场供需的立场,坚决主张影子教育应该合法化,他们所持的理论视角是经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等.⑦欧洲的私人补习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界对此的关注还是不够,主要因为这种影子教育现象已经嵌入于欧洲文化当中,并被自然化.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发展,欧洲各国中影子教育的形式与政策的调控逐渐趋于相似.⑧

从内容来看,一是关于影子教育的内容.课外学习内容主要集中在数学、英语和语文3科.⑨东欧三国（阿尔巴尼亚、格鲁尼亚、立陶宛）学生接受辅导的内容可能根据所在教育系统中优先科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数学、科学,以及外语（主要是英语）仍然是最为普遍的补习科目.以数学为例,阿尔巴尼亚、格鲁尼亚、立陶宛参加数学补习的学生就分别占了总数的87.6%,59.6%和44.5%.⑩二是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内容.夸克从潜在教育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香港中学层次私人补习教育的需求进行了多层面的社会分析.另外,他还对广州、顺德、郑州、珠海、杭州、苏州、九泉、兰州、北京和青岛等12个城市及其乡镇中的中小学补习教育进行了长期的走访与调研,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再加上其敏感性,研究难度很大.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的分析,他对私人补习教育供需关系提出了以下八个分析层面：家庭负担补习教育学费的能力；弥补学生个体在家庭、课堂和学校中学习需求的不足；从中央到地方、学校,评估模式、班级规模、学校课程、教师物质条件等方面政策分化的程度；补习教育信息、资料等方面的获得机会；补习教育的灵活性；补习教育的市场能力；政府对补习教育的治理程度；补习教育学费支付转账方式.{11}马克贝磊对老挝和香港的补习性私人家教的政策、意义、财政等层面进行了较为理论性与经验性的深入调查与探讨,其研究的视角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是谁且为什么请私人家教”,调查发现“请者”多是学习好的学生,而且很多学生请家教是因为家长的竞争意识在起作用；二是“是谁且如何从事家教的”,有主流学校的正式教员或退休人员、中学生和大学生等进行一对一、小群体、庞大群体等形式的教学.他认为影子教育体制在诸多国家的众多有关政策的讨论中被忽视了,私人家教虽花费相当的时间和金钱,对社会、教育甚至经济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有教育权威机构对补习教育的规模进行过统计.{12}

二、我国研究进展综述

“影子教育”在全球逐渐扩张,中国也不例外.{13}家教的学术研究远不如现实的家教市场火热,21世纪以来,尽管一些学者对家教现象提出诸多观点,但未有较系统的研究结果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相关研究没有纳入到学科领域；缺乏确切的客观调研数据；甚至有偿家教的定义也未有统一的标准.{14}家教是一个被教育学的学科边界拒绝研究的实际问题,家教作为一种教学事实愈演愈烈,这如果不属于重大的教育问题,也至少是这些问题所导致的教育问题.对此置之度外或疏于研究,不能不认为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教育的悲哀.{15} 国内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称谓虽有出入（本文采用“教育补习”）,但对其概念的阐释和形式的划分确有共识,刘永恒将其归纳如下：一是它存在于正规教育（学校教育或主流教育）之外；二是它以类似于学校课程或是学校课程“同质化拓展”的课程为内容；三是它主要以在校中小学生为对象；四是它主要有两种形式,“家教”（其定义可参见杨启亮教授的《“家教”：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一文）和补习班（如奥班、强化班、艺术特长班、兴趣班、周末学校等）.{16}

薛海平将校外辅导称为“教育补习”,并借鉴了雷万鹏的概念界定,其研究使用《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活动.研究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城镇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家庭经济背景和学校背景等因素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几率和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我国城镇学生基础教育补习主要是“培优”,造成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教育补习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重了我国城镇学生的学业负担.政府对我国城镇基础教育不公平的关注重点应由数量的不公平转向深层次质量的不公平,利用财政、法律等手段对教育补习实施有限干预.{17}王吉《关于补习教育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对补习教育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首先要做的应是对其合理性进行客观分析,以降低课外补习的负面效应.其视角主要是从家长、学生的需求（买方市场）和教师、大学生的创收愿望（卖方市场）的关系来论证补习教育的合理性.{18}孙璐的《国内外关于中小学课外辅导的研究述评》从国内外对中小学校外辅导研究的概况、内容和结论,以及研究的差异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在未来关于课外辅导的研究应该有新的方向,诸如研究课外辅导中学习新的发展技能与教师的指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