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类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一个文献综述相关函授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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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本文着重分析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关 键 词 】基础设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Rosenstein-Rodan（1943）、Rostow（1960）就认识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前提条件.Aschauer（1989）通过对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存量（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机场,电力设施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4.而且他还发现l97l—l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Aschauer的这一结论立刻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就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基础设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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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旨在对现有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众多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鉴于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都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上述文献本身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梳理文献；第三部分对国内外实证研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评述；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的进展

(一)增加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

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有效提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直接现实意义.目前有不少学者逐渐从政治制度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最早从制度层面研究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代表人物是Hayek.他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当地民众,更具信息优势,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分权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沿着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利用各种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状况,并将这些指标加入计量模型中,使原有的计量模型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从而更加全面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军等（2007）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公职人员平均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每万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度量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状况.其研究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傅勇（2010）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用财政负担率和反腐败力度来度量政府治理指标,发现分权体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推动力,但非经济公共物品领域并不是分权体制的受益者.上述的文献因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丰富了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拓宽了基础设施研究的视角.

(二)改进指标选取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考察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本存量数据,只能借助于基础设施实物存量或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数据来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在选取基础设施指标时,学者根据基础设施不同性质分类,从统计口径里挑选代表性指标来反映这一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王宇新、刘贵（2010）选择了运输线路长度（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民航航线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几何平均数）、电力生产总量、邮路总长度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而卫生机构数作为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王若飞、王进杰（2007）直接选取公路里程、铁路运营里程、航空线路里程、电路交换机容量和电力装机容量作为基础设施代理变量.另外,还有不少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众多基础设施代理变量综合成一个指标以避免将各个基础设施代理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如王玺（2010）采用PCA方法将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内河行道里程数、电力消费量四个指标构建成一个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来反映基础设施存量.

(三)改进生产函数

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即把公共资本存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加入生产函数中.之后,许多学者使用生产函数考察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其中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研究最多.而C—D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替代弹性恒为1,但在不同的企业、部门之间,这种替代可能性是不同的,而C—D生产函数不能反映这种差异,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就是针对这一限制提出的.范九利等（2004b）建立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81—2001年间数据,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且测算出我国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分别为3.3和0.848.

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C—D和CES生产函数,都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进步是各不相同的,而超越对数函数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Eberts（1988）利用38 个都市区制造业1958—1978 横截面数据,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4；Wylie（1996）通过对加拿大1946—1991年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全部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高达0.52.目前国内关于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研究还是空白.

(四)检验因果关系

在实证分析的结论中,也存在一些认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产出的正效应不能确定的观点.持这类观点者主要是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是由宏观经济产量的提高引起的.针对这一问题,王任飞、王俊杰（2007）分析了中国1952-2003年全国主要门类基础设施指标与总产出之间的协整及Granger 因果关系,表明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中,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居于主导地位.王宇新、刘贵（2010）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研究结论

(一)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进行的经验研究始于李泊溪、刘德顺（1995）,他们利用全国30个省级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与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范九利等（2004a）利用1981—2001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范九利等（2004b）使用1996-2000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混合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9.通过范九利200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发现采用不同数据类型,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不一,却都能证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基础设施提供的政治激励

张军等（2007）、李一花、骆永民（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政治体制上垂直集中的模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激了发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分权是我国良好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解释变量.

(三)财政分权、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

李一花（2010）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