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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背景：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各媒体也多有报道,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话题.有人为其早逝惋惜,有人同情他留下的两岁幼子,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是否真的如张晖生前所说,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知识分子又是否该坚守那份清冷?由此推及中国青年学者普遍的生存境遇,以及中国学术圈的生态环境,我们能够作出怎样的反思?
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杨早：爱东你是从高校出来的,现在社科院工作,我看你经常批评中国高校的学术管理,是因为跳出三界外,所以敢说话吗?
施爱东：我一向口无遮拦,没到社科院以前我也是这么批评的.一是因为我了解高校的学术管理机制,二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学术队伍绝大多数出自高教系统.说到中国的学术腐败,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教育部就是最大的发动机.正是它各种各样的评价体制,以及扔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骨头,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一方面导致大多数的学者都落入体制的圈套,不得不为了争夺各种以学术名义发出的非学术的利益、荣誉而疲于奔命.
杨早：高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项目化生存”,学者的生存都系于项目之上.一位著名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么抢,我们也知道不好,对学术没有益处,可是如果你不抢的话,你连吃屎都吃不上热的!所以你不得不抢,你即使不为个人,为了你所在的集体,你也不得不抢,这是一种恶性竞争,不是良性竞争.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拿下项目,至于拿下来之后,怎么结项,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跟考大学一样,都是严进宽出,进来非常严,但是你怎么都出得去,怎么都能毕业,怎么都能结项.现在高校里的竞争倒是比前几年厉害多了,但是大家觉得还不如前几年呢.因为这种竞争,它是一个逆淘汰,不愿意在这方面动太多心思的学者就被淘汰了.
施爱东：中国的高校建设,自从建国以来,就日益蜕变成为一个官僚化、政治化的学术机构.
杨早：中国学术――这里主要说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从有了现代学术之后,最好的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且基本跟世界接轨,不管学术规范还是学术水准,我们跟世界的一线是可以比较的.
施爱东：从学术本位来说,中国的学术肯定是一直在进步的,也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毕竟你投入了这么多的钱,学者本身也有向上的内驱力,学术成果也在不断积累,时代总是在向前走的,你要说中国学术完全没有进步,或者退步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那还真的很难说.我对民国的学术体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是真失望,官僚化、浮夸、面子工程,诸如此类,千疮百孔.
杨早：我们自己会觉得中国学术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但是很明显,今日海外学者到中国来,他仍然与三十年前一样,主要还是买史料,他基本不会看大陆学者的论著,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施爱东：那是因为我们的论著太多了,他眼花缭乱,他们一时间哪分得清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次品.你想想我们有多少人在评职称,每个人都非得要有专著,而且都在比谁的专著多,谁的论文多,那些老外来了,他能买什么呢?看专著论文成堆的,说得不好听,《文心雕龙》它本身也就一本书,你想想,这个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论文得有多少?至少能堆我们这一个房间吧?大部分论著都是绕来绕去地抄,你抄我的,我抄他的,他又抄你的.你让人家老外来了,他怎么买?他要都买回去,绕来绕去也绕死他.
杨早：上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确实是跟国际脱离太久,中间经历的挫折也比较大,到了80年代,再重新开始,再恢复元气,80年代那帮学者,我们导师那一辈的学者,运气比较好,他前面是空白的,他们直接跨过上一代人,向再上一代人学习,这种状况导致他们当时上升空间比较快.但是学术发展也是有波峰、有波谷的,开头有一个开放性的空场,空白很多,你只要能填补一块空白,你马上就出来了,但是慢慢的,成果越来越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发展也越来越平缓以后,它就进入一个收敛期.在收敛期,基本上是出不了大师的,学者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更引人注目,非常非常的困难.
施爱东：要说人的智力,你会相信这一代人的智商,或者是这一代人的努力程度就一定比上一代人差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决定了的,所谓乱世出英雄嘛,比如像胡适他们那个时代,跟他们平齐的学者,全国就那么多,做得好不好都能留下点印迹.胡适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些人的资质其实也是很一般的,他们做的东西并没有多么的出色,好学者和差学者,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可现在不行了,学者基数太大,你根本看不过来,大家只能比数量,你出了10本书,我出了5本书,数字10和5比起来就方便多了,行,你比我多,你牛.
杨早：民国学者中,许多人的学问,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施爱东：对,可是他放到今天就是经典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它留下来的东西就这么些,可是现在呢?同样的跟他们一样资质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十本书,你一下就读完了,本本都有价值.可是现在呢,假设是有一万本,你想从一万本书里面挑十本书,你怎么挑?你没法挑.所以一万本的后果是什么?一万个人,你谁也别出头.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大师的,不是说没有具备大师水准的学者,而是不具备凸显大师的学术氛围.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杨早：今时今日这种情形下,评价一个学者,或者学术成就,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评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是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我们无法建立起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因为我在高校工作过,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公正,至少来说,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不多.文学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张晖也是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张晖的水平得不到承认,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文学所的同事们其实一直很看重张晖,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
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这个单位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高级职称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样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年轻人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生活待遇也总是上不去.
施爱东：说到待遇,我们的确比普通高校更低一些,这是中国学术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一流高校比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
杨早：但是你这个说法,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在于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
施爱东：越是老的单位,越是会论资排辈.资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标准,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有些人侧重理论,有些人侧重考据,还有不同的专业,你如何比较?对吧?你要是敢公开说谁谁学问不行,或者说谁谁理论功底差,那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这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他会恨你一辈子,人事关系就会变得特别复杂.大家一辈子就窝在这一个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非常麻烦了.
当然,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得论资排辈,有些人几年十几年没有新的学术成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嘴上不说你,但一到投票的时候,彼此心里还是有数的.起码的公心,多数人还是有的,只是说,不可能事事做到绝对公平.张晖的学术研究做得不错,成果也多,这个大家都知道,文学所也没有亏待过张晖,这是得向社会澄清的一个问题.只有当蛋糕实在切不开、分不匀的时候,就只好拿资辈来说事了,这也是一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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