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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极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予后人以极大启示,爰至晚清,尚无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关 键 词 历史编纂学 史学理论 多学科交叉
作者 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我国史学的发展至唐朝已近鼎盛,体裁多样,数量繁多,为史学理论著作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刘知《史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 撰写时间
《史通》又名《史通子》,①20卷,分内外二篇,②各10卷.今存内篇39篇,其中3篇有目无文；外篇13篇,故名为52篇实则49篇,与两《唐书》刘氏本传分别记载的20卷和49篇吻合.因修《新唐书》时已仅见49篇,故3篇亡佚于宋以前.
据刘知自序,此书写定于景龙四年（710年）仲春,但未记始撰时间,③而有关记载又不尽相同.如《自叙》篇云,因修《武后实录》时与武三思等不合,“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时在神龙元年（705年）,则历时6年半成书；又据《原序》,自长安二年（702年）起三入史馆,“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又说：“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2］综合以上二说,可知刘知开始并无著书计划,只是在次之余写下大量文字,退出史馆后才将这些零篇散章整理成帙,所以有“区分”和“编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原序》中“于是”二字.于是者,或指前因,或谓此时,尽管作者未指明二者孰是,但据《自叙》和《新唐书》本传,似当指景龙四年得罪权臣、退出史馆之时.
因此,《史通》的撰写应历时9年（702－710）：据此书丰富内容度之,需花费相当长时间撰写.
二、主要贡献
《史通》一出,就大受著名史家吴竞、徐坚等人的推崇,认为居史职者应置之座右；唐玄宗读后称善,派人到其家抄录.不过,历代亦多诟病.唐末柳灿曾著《史通析微》批驳,主要斥其不尊经典；宋代刘祁则说刘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3］明清以降,研究者渐众,郭延年、李维桢、王维俭、黄叔琳、浦起龙等各有专著.爰及现代,又有陈汉章《史通补释》、刘咸《史通驳议》、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史通笺记》等专著及大量论文.这些论著观点不一,有的评价甚高,有的则认为称为理论著作不尽妥当.其实,此书内容丰富,行文要言不烦,颇多精当之论,影响极大,爰至晚清,后人尚无法全面突破其矩,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现就《史通》涉及今之史学各分支归类论述,力求得出恰当之评价.
根据今天的学术分类,《史通》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具有多学科特点.《内篇》以前二者为主,《外篇》则以后三者为主,但因古代学术不专而致畛域不清,故一篇之中往往不止一个主题.
《六家》、《二体》列于卷首,重要性不言而喻.刘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史书体裁及其演变：“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4］认为史书内容和形式都是变化的,没有固定模式；并将史书分为六类,指出各自特征：《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纪传通史；《汉书》家,纪传断代史,进而将六家抽象为编年、纪传二体.这是他对史书体裁所做的理论概括,至今仍被认可.他还认为,编年、纪传二体已经满足了体裁的需要,后人无法突破：“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5］这个观点,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六家二体不能包举所有的史书体裁,而“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结论更被史学发展所否定.其实,如果说六家不能包举所有史书体裁尚有道理,因其内涵较大,外延难免有限；但二体是对六家的再次抽象,包容性却十分广泛.即使被认为不可包举的职官、刑法类史书,一般也是以时间为序编纂,就此意义而言,可谓被编年体所包含.因此,说史书以二体为主未尚不可,只是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不够严谨,而这反映了当时理论程度不高.至于刘知所说的“后来作者”,显然是指唐以前人,并未包括后世,因为此书是总结前代史学,而不是预言未来.另外,说他不重视已经发展并渐趋成熟的典志体,从而“缩小了史学范围,使史学道路变窄”云云,［6］似不符合事实.唐中叶以前,典志体并无影响,直到刘知之子刘秩的《政典》问世,才引起时人的重视.使史学范围变小、道路变窄的是唐代日益严重的政治干预,而以刘知等人为代表的馆外修史,作用正好相反,《史通》本身就是不属于二体的新体裁史著.
刘知反对通史,主张断代史.他认为,即使通史的典范《史记》也存在叙事隔越、重复等缺点,梁武帝《通史》以下,更是芜累,以致“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而《汉书》则包举一代,“学者寻讨,易为其功.”［7］由于通史年代邈远,剪裁不易,且无法避免与前史重复,故除《史记》外,至唐代无传世之作；而断代相续,界限分明,容易成功,唐代更是一举完成六部,使人印象深刻.主张断代史,是刘知受时代影响的结果.
写史书论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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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体裁和体例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刘知已经意识到两者的区别,并作了大量论述.他认为,古代不讲体例,今天则不同：“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8］史著要具备人物、时间、地点三要素,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不可“翦截今文,模拟古法.”［9］为避免叙事时夹入长篇议论,造成体例不纯的情况,他主张纪传体“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10］专收诏令奏议及诗文.此议虽然未被修史者采纳,但《直斋书录解题》首设“诏令奏议”类,似即受其影响.
刘知重视体例与唐代以馆修史书为主有关.因集体修史,为避免抵牾,设专职拟定体例成为惯例,其中尤甚者,《晋书》定体例者竟达六人.刘知曾长期任史官,自然深知体例的重要：“夫史之有体,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1］只有确定体例之后,修史时才能各守畛域.唐代修史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史官待遇优渥等原因外,体例完善是重要因素.
刘知认为,书名、断限、书法等均属于体例范畴：“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12］编年月者谓之纪,如《汉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如前、后《汉书》,而《吕氏春秋》既非编年亦非纪事,只是子书杂记,不能称为史书.史书的断限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断代问题.一部史书的开头“因有沿革,遂相交互”,［13］一代之兴与前代之亡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两代的上下限必然交错,对前朝只可略作交代,不可越限,否则即为不知剪裁.其次是内容取舍,包括史书结构和史事记载.前一点与断代有关,如《汉书》表、志尽同《史记》,与书名不符.后一点则说,记事虽可互见,但须有详有略.书法也是体例的一部分.刘知虽然反对文人修史,但并不轻视文字表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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