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类论文范文检索,与“二王书风”的学术定位与书法文化相关学术论文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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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兴起的“二王书风”,在各种展览中渐已成为一种主流样式,作者阵营逐渐庞大,大众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对于这样一种风气的形成,我倒并不急于在前面加一个“伪”字.中国的书写传统在经历了共和国初期至“文革”的断裂带之后,书法界需要一种整体性的书写能力的回归.而“二王书风”雄踞书坛也就是近来十多年的事情,时日尚短,历史上所谓“一代风气”,往往是以朝代、以百年或几百年为时间跨度的.

以复兴书写传统而言,我更愿意把时下的“二王书风”看作书坛的一种建设性动因.如果有人想把一种方兴未艾的艺术潮流扼杀在萌芽中,肯定要不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时代至少是一个人们在临什么帖的问题上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在我看来,取道“二王”,以此入门,进而深入书法传统,本来就是学习书法的上佳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二王书风”实践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不过,在“二王书风”渐兴之背后,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去追问.

第一个问题：“二王书风”的崛起,是否由一种不正常的艺术制度造成,或者是审美标准和评价体制一元化的结果?毋庸讳言,藉由国展平台,“二王书风”的效应被持续放大；但就创作表现来看,大批 “二王书风” 的实践者还不能算是“书法复兴运动”的急先锋,其“风”更谈不上声势浩大,他们不过是把写“二王”书体作为跻身书坛并获得“书法家”身份的敲门砖.大家都希望,一个具有评价权威的展览应该具有多元化的兼容并蓄的评价体系,套话叫“百花齐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难倒了很多人；于是情况如大家所见,临写“二王”成了最好的国展通行证.

复制技术的发达带来了书法资源的大开放,今人要想获得“下真迹一等”的范本比前人容易多了.比如,据前人估计,《兰亭序》的刻帖自宋代以来有上千种之多；但今人无需像前人一样,通过细致入微的版本辨别功夫去接近王羲之,更无需把得到一个好拓本看成是一生难得的机遇.这无疑在物质条件上提高了今人对“二王”的表现能力.但遗憾的是,现在盛行的“二王书风”,取道米芾、孙过庭等人的笔法而获得“二王”语汇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大家以此“直追”二王；而绕道李邕、绕道魏晋同期书法的人也就不多见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时下“二王书风”在表现语汇上的单一化.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上述看法还有些苛求,那么已经没有疑义的就是“二王书风”与书家的市场利益有直接的关系.在近年兴起的书法作品市场上,“二王书风”之墨迹颇有成为“硬通货”之势.书者在“二王”书体上下些工夫,字就漂亮,就能被市场广泛接受.于是,晚清以来书家开辟的那种碑学和碑帖融合的创新道路,不再被当成书法家的当前急务；更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多少有点文化理想主义的“现代书法”探索,更是差不多要被人遗忘了.可以肯定地说,“二王书风”的末流已经异化为一种新的“干禄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现代国学家、书法家马宗霍曾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清人尚质”.他的说法很笼统,尤其是“唐人尚法”说,因不能概括唐代书法的整体风貌而大成问题；但从官方的书法史来看,尽管王羲之在初唐被称之为“书圣”并从此奠定了王体书风的霸权地位,但随着人文环境的变迁,比如造纸术、印刷术、建筑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变迁,书法的审美趣味也在变迁.“二王”书体这条轴线虽然从未被掐断,但因循“古质今妍”的历史规律,后人承续的“二王书风”还是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演变.

今人对书法的审美趣味是什么?从乐观的方面说,人的主体性发展了,其自行选择的机会也多元化了——相对于历史上的思想禁锢,这当然是一种人文风气的改良；但从悲观的方面看,情况其实大大不妙——在传统的文脉断裂之后,大众对书法作品的审美能力普遍不足,于是,媚俗的东西得以大行其道.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作”的那种建设性主张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反而成了“文章合为市而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是积弊而成,来自经济、文化、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作用,问题有点复杂.

第三个问题：“二王书风”是否就能代表“二王”的书法精神?或者说,大家写的是否真是“二王”书体?这问题是我想着重讨论的,因为它关乎书法本体,也关系到“二王书风”的学术定位.

我们该如何认识“二王”?把“二王”书体仅仅看成一种书写风格而不是书法语言的基础形态,去追问“二王书风”的由来?从历史角度看,“二王”的千古风流是书法家主体性探索的成果.王羲之于魏晋时代书体变迁中集大成,其主要成就引领了后世书法至“今体”的成熟样式.就此而言,今日兴“二王书风”者,能否像王羲之一样熟悉篆书、熟悉隶书,能否从秦汉以来的书法传统中发现源头活水,是值得思考的.如果大家都像唐代书法家孙过庭所说“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恐怕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思想惰性.

当然,苏轼有言“真本已入昭陵”,“二王”书体的真面目如何,自宋代以来,书法家就走进了“历史的迷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书法史就是在迷雾中辨认真伪“二王”的历史.值得今人借鉴的是,不同时代的人从不同的历史情境、不同的书法资料、不同的观点立场去考察“二王”,那些将“二王”研究得非常深入的人最终成为了历史上的大师.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非要成为大师；而是想说,今天的许多人何以丧失了前人那种孜孜以求的意志力与自觉性?

人们常说,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当然也体现出这种时代精神.《历代名画记》载录的王廙对王羲之说过的那番话千古流传,所谓“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是王廙认为“吾书画固可法”的理由.换句话说,王廙让王羲之学习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创造性”是必须学习的,从现行“二王书风”的作品风貌看,今人的手笔鲜见前人的那种观念自觉、风格自觉,正应了卫夫人《笔阵图》中“达其源者少,而于理者多”那句话,更多的是一种“不悟所致之由”的集体无意识.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王羲之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在他那个时代主导风气的人,甚至可以说,“二王”书法并不能完全代表所谓“魏晋风度”.鲁迅说,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气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但到东晋,风气变了,到陶渊明那里已经变成了平和.作为“江左名士”的王羲之似乎更接近陶渊明的气度,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从艺术人格来看,我们应该把王羲之看做一个伟大的创新者,看做一位富有才华的个体,看做一种风格流派的代表,而不是一柄用来统摄千古的“极权”. 今人要有今人的视野,今人要有今人的根砥和立场.对一门艺术来说,相对于守成的惰性,创造性与超越性是更值得提倡的指导思想.今天的中国书法,既要修复与传统断裂的文脉,又要开辟回应当代、面向未来的文化空间,这是当代书法人的双重使命.一代人做得如何,我想应该是有标准的,想想《兰亭序》中的那句警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我们对“二王书风”的评价,最终还是要以对整体书法文化的思考为前提.

民国初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传统人文环境的持续破坏与更新为成就的,在这一过程中,书法逐渐失去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属性：比如书体作为读书人的人格象征（晋人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比如“干禄”与日常交流的实用性；再比如书法与古典文学的那种紧密的相关性.但我想说,这并不意味着书法的必然衰落,而是在推动着书法应时而变.

到今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书法人文环境的改变尤其巨大,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令属于“手工制作”的书法完全退出了实用舞台.当然,这反而被很多人看成是书法的机遇——如果放到今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自相矛盾的《干禄》一章不必写了,书法终于可以摆脱实用性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纯艺术”.

但这种看法仅仅是一个推论.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问题.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