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方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关于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实践其问题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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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行政管理包括招生、日常管理和毕业证、学位证发放等一系列管理行为,本文梳理了中国高校行政诉讼近十年的总体情况.从已有案件看,学生与高校的纠纷亦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招生、学籍管理和学位证书的发放.从审判实践看,受案范围过窄已成了我国《行政诉讼法》最为突出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健全.如何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但对明确高校与学生间的各种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其法律定性的不同也将导致其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大差异.近十五年来的司法审判经验表明,对与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紧密相关的《行政诉讼法》予以立法的完善和革新已是势在必行.

[关 键 词 ]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法治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7-0074-05

一、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实践情况

(一)1999年-2011年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总体情况

从搜集的资料看,在1999-2011年间,年均有3.7个生效判决案例,但其在各年之间并不呈正态分布的态势,各年间的案件判决数量有起有伏.我们从图1可以看到,1999年虽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先河,但紧接着的2000、2001、2002年,其受案数量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趋势与当时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自1987-1998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总体上一直呈上升之势,1999年比1998年略为下降,2000年比1999年出现大幅度下降,降幅达21%.”[1]这一变化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系.“解释”第一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用一个概括性条款取代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逐项列举.这一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在客观上亦有此功能.但现实却是与此相反.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它既可以视为受案范围的扩张,也可以被现实中的法官作为“法律挡箭牌”.而法律实践的展开最终取决于现实权力的对比和博弈.一个案件从是否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的能力、积极主张的态度,法官的学识、胆识,以及社会的环境、公众的认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虽已开创先例,并最终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但各地法院在面对高等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时仍然显得谨小慎微.[2]一方面,在是否立案受理方面各地的实践并不统一,仍然将其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的例子并不鲜见（2002年李某、张某诉重庆邮电学院案,2004年“拥吻案”均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另一方面,从已立案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看（详见图2）,学生败诉占较大的比例,体现出法院在面对高校的管理权力时仍保持着较大的克制.

一方面判决撤销校方的处理决定,同时却又驳回学生恢复其学籍的诉讼请求.） （二）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各类型案件情况

从广义的角度看,教育行政管理包括招生、日常管理和毕业证、学位证发放等一系列管理行为.